江城社区民主建设的足音

　　(2004-06-23 06:13:27)

　　湖北日报记者文慧 严运涛 通讯员朱素芳

　　昨日一清早，江汉区花楼街熊家巷社区的刘昌珍老人穿戴整齐，和几个老姐妹一起到社区报到。老人们上月刚被社区聘为义务监督员，工作就是给社区“挑刺”。“真是时代不同了！”想起10年前发生在居委会的不快，老人感慨不已。那时的刘昌珍热心公益，她建议居委会发动居民清理楼道，却被一句“多事”生生呛了回去。那天，老人发誓再不和居委会打交道。

　　一

　　城市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居民群众的自治组织，是在废除保甲制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1951年，武汉市建立了居民代表委员会和居民小组。3年后，全国人大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确定了居委会的“身份”。

　　建立居委会的初衷，是将居民组织起来，在居民自愿的原则下，办理与居民有关的共同福利事宜。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单位人”，工作和生活均依附于单位，和所在地的居委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居委会的作用从而被大大削弱。“那时，居委会里多半是爹爹婆婆和残疾人，天天忙着完成政府布置的工作，除了搞人口普查外，很少和居民打交道。”武昌区戈甲营社区老居民柯巧梅说：“所以好多人根本不知道居委会的门朝哪儿开，居委会也没有为居民服务一说。”

　　二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保、工资、住房、养老等一系列制度随之改变，大量“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居委会的职能开始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江城居委会开始承担为青年开辟就业门路的任务，这一工作首次被称为社区服务；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第一次提出“社区”的概念；1991年，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建设”，并提出以社区为基础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1999年，民政部制定了《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方案》，提出在强化社区功能的基础上，逐步完成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由行政化管理体制向法制保障下的社区自治的转变，实现居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该方案的提出，成就了后来的“武汉经验”。

　　三

　　2000年5月，作为民政部的实验区，江汉区将248个居委会整合为112个社区，选拔年轻、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社区干部。他们明确区、街政府部门与社区间的协助、服务与监督关系，并将人事权、财权及不合理事务拒绝权等还给社区。随后，这种被称为“江汉模式”的经验在江城全面推广。“此前，居委员就是政府的‘腿’，连管段民警都能给居委会下任务，接一项任务就得签一次目标责任状。建立社区后，街里仍有事分配下来，但我们是‘协助’，说法已变了。”民意街一位社区干部说。

　　松绑，社区可以大展拳脚了，但如何保障它真为居民办实事？为此，江汉区从2001年起大规模“民评官”，13个街道办事处及下辖社区被推到居民面前，接受测评。

　　结果，民意街、唐家墩街、汉兴街、万松街和民族街5个街道只获得“基本满意”。新华街省运社区的3名干部和花楼街武汉关社区的1名干部因满意率低于60％而被免职，成为江城首批被居民罢免的社区干部。“那名干部原是社区治安主任，办暂住证收费不合理，评议时满意率不到20%。走的虽只是他一个人，但带来了一个新机制，即‘不为居民办实事就得走人’。”武汉关社区副主任刘复秀说。

　　四

　　如果说江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之初，江汉区“单兵作战”成分较大的话；那么，发生在2002年的社区干部直选，则是一场“兵团作战”。

　　那年7月，武汉市在1014个社区中选择165个社区，由全体居民直选社区干部，其余社区采取仅次于直选的户代表选举方式。所有年满18岁的居民都可报名成为候选人，包括外来人员在内的社区居民都可通过投票选出自己信任的干部。

　　这次直选，被理论界称作是“武汉市社区民主自治的起点”。此后3个月内，“直选”成为江城最热门的话题，居民见面都以“投票了没有”相互打招呼。

　　殷仁仙是江城直选产生的首个社区主任，当她以全场最高票数当选青山区新沟桥街热电社区主任后，她用“百感交集”一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高兴之余，她说：“更多的是感受到一种压力，因为自己是群众推选上来的。如果干不好，群众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把我‘赶下去’。”

　　五

　　直选，第一次让居民感受到了手中权利的存在。而之后的社区油烟问题听证会，则让居民进一步感受到了权利的价值。

　　今年4月30日，在分别位于长江两岸的东亭社区和蔡家田社区，油烟听证会同时举行。经居民投票表决，14家油烟扰民的餐馆被取缔，17家餐馆被限期整改。

　　参加蔡家田小区的油烟听证会后，居民代表万汉娥感觉“像做了一场梦”。她告诉记者，小区居民被油烟困扰了十几年，屡次反映都无法解决。没想到这么难的事，一个听证会就解决了。“这办法好，对老百姓来说，除了自己事儿自己说了算，还有什么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万汉娥以一个反问表达自己的心声。

　　5月18日，也就是这两个听证会后的第19天，武汉市社区听证制度正式确立。自此，社区治安、保洁、拆违、救灾救济等12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均须由居民集体协商决定。这一制度的出台，为“武汉经验”注入了新的内容。

　　六

　　“民主之路是漫长的，武汉目前的社区民主建设尚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谈到基层民主的进程，华中师大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教授陈伟东评价很客观。自2000年起，他一直跟踪武汉市的基层民主改革。

　　陈伟东认为，社区民主，是社区成员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解决社区问题。它包括4个环节：决策依据的确定是否民主，决策程序是否民主，执行过程中是否体现了广泛的参与性，决策的结果是否能有效执行。

　　武汉市现有的直选制度和社区听证会制度，都是民主决策程序的表现，而其余3个环节尚没有太大改变。他告诉记者，这一情况并非武汉独有，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基层民主改革也均只完成了这一个环节。

　　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刘利民认为，目前的社区自治工作主要靠政府强力推进，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建设思路在起步阶段是必要且卓有成效的。但从长远看，居民参与意识的增强，才是民主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