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贺信)广州律师首次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执业权利遭遇尴尬。昨天上午，王家恒、钟其胜因律师“会见难”状告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公安处一案在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开庭。经过一上午的审理后，法庭当庭裁决：公安机关和律师的关系应由刑事诉讼法调整，因此此案不属行政诉讼范畴；在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情况下，律师应找检察院反映情况，找法院“走错了门”。

　　律师会见疑犯

　　遭遇“踢皮球”

　　两名律师王家恒、钟其胜来自同一家律师事务所。

　　5月12日，两律师接受胡某的委托，为她的儿子刘某涉嫌运输毒品一案提供法律服务。

　　当天下午，两律师就赶到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公安处(下称“公安处”)刑侦支队要求会见刘某。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该案要找支队驻铁路看守所的预审队接洽。

　　第二天，两律师就去看守所找到负责预审的队长，该队长表示，案件还没有到他那里，不能安排会见。于是，律师又重新回到公安处法制科要求会见。法制科称这不归他们管，要他们找刑侦支队。

　　两律师找到了刑侦支队队长，队长把他们带到第一次让他们去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面前，让他负责办理。队长一走，该工作人员就说根据单位内部管理制度无法安排会见。

　　两律师后来找到承办此案的广州火车站派出所，又被告之要找刑侦中队队长解决，但中队长出差了。

　　5月17日，两律师二赴广州火车站派出所，刑侦中队队长称根据公安处的规定，他们无权接待律师。

　　至此，从两律师第一次提出会见要求已经过去5天。律师认为公安机关在内部之间相互推诿，违反了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的法律规定——二人将其视为“刁难”，是一种“行政不作为”。

　　行政诉讼案：

　　是耶？非耶？

　　公安机关的行为究竟是司法行为，还是行政行为？这一问题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在法庭上，这一问题依然成为争论焦点。

　　两名律师提出，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公安机关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安排会见就是不作为。”

　　“公安机关的不作为毁损了律师在委托人心目中的信誉，造成了律师经济损失。”因此律师要求法院判定公安机关违法，并提出人民币2块钱的象征性赔偿。

　　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公安处答辩称，公安机关安排律师会见属于国家司法行为范畴，由刑事诉讼法来规定，不是行政行为。另外，答辩方还提出，当时没有安排会见，主要是由于律师只提供了其委托人胡某的公民身份证，却不能提供胡某是犯罪嫌疑人母亲的户籍证明。

　　几句话引起了律师的极大不满。他们说，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给公安机关的，才是司法行为。

　　刑诉法没有授权公安机关不安排会见，因此这种行为就属于行政行为范畴；换句话说，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才是司法行为，而对于非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则属于行政行为。就此案来讲，公安机关与律师之间只能是属于行政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至于律师没有提供胡某户籍证明一事，律师说：“公安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询问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证明。”

　　法庭裁定：

　　这是检察院的事

　　公安处坚持认为他们依法办案，不存在任何的“不作为”。他们不予安排会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内部其他部门都对两律师应当如何办理会见进行了指引，没有推诿行为，两律师的说法毫无道理。　休庭15分钟后，法庭对该案当庭宣判。

　　法院认为，在诉讼活动中，公安机关和律师的地位是平等的，公安机关只是配合律师实现“会见权”。因此双方不存在行政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由此，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范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律师如果不能实现“会见权”，应该到检察院反映情况。

　　两律师显得非常镇定。王家恒后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宣判后，王家恒和钟其胜当庭表示：一定要将该案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庭审目击

　　数个“没有”说原因

　　“会见难”一直是律师执业“三难”问题之一。这起追讨“会见权”的官司引起了同行律师的密切关注。赶到法院旁听的十余位律师和律协工作人员将此案称为“广东律师维权第一案”。

　　作为此案的原告，王家恒、钟其胜身着律师袍出现在法庭上。钟其胜连用数个“没有”作为结案陈词，他说：“(律师会见难)，究其原因，主要是某些行政机关中的某些人根深蒂固的人治旧观念没有消除，没有树立法治观念，没有认识到刑事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重要意义，没有正确认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

　　他说，在某些人思想观念中，“律师就是为犯罪分子鸣冤叫屈，开脱罪责的”，律师一介入，案子就处理不了，所以对律师有对立情绪。

　　关于这次官司的目的，律师表示，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告诉个别法制观念淡漠的行政机关，“违法就要承担责任”，“纠正不依法行政的坏习惯”，从而达到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的目的。　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