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振兴二汽的两大战略决策看——李先念同志雄才大略和崇高风范

　　(2004-06-24 07:12:36)

　　黄正夏

　　纪念李先念同志九十五周年诞辰，先念同志的雄才大略和崇高风范，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中。

　　由先念同志主持的二汽建设会议、同二汽领导同志的谈话、重要批示并亲自视察，初步统计共有26次之多，不少同志、不少文件已作过记述。这次我主要就关系到二汽长远发展和兴衰存亡的两大战略决策，做些回忆。一个是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要不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敢不敢在当时大胆放开国门，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问题。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在普遍恢复国民经济、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允不允许改革计划和财政管理体制、支持二汽续建的问题。下面就这两大问题，写一些我亲身经历的情况。

　　开放国门，建设现代化高水平企业

　　二汽建设开始，饶斌同志即组织制定了十四条建厂纲领，提出老厂“包建”新厂、全国“聚宝”的正确方针，但当时遇到的重大问题是，在坚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为了建成现代化高水平企业，大量的重型关键设备、精密仪器仪表如何解决?完全依靠国内制造是不行的，不但精密度达不到，时间也会延后，必须引进。在当时，提出向国外进口是绝对“犯禁”的，只有请示李先念副总理审定。当时先念同志正在受到参加了“四人帮”掀起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他却不顾—切、顶住了真正的逆流，先后批准了多条重型铸造自动线、多台几千吨以上的锻压机、直到购置国际首台1．2万吨热模锻自动线、几十台特种机床、大量计量及检测用精密仪器仪表。进口设备的数量，虽然只占国内自行设计制造设备总量的2％左右，但对保证二汽产品水平及质量，争取了时间，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同步的水平。

　　先念同志非常提倡同国外搞技术合作。先念同志经常说，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承认差距，虚心学习，才能消除差距。当二汽建厂初期自行设计制造的汽油发动机还存在一些问题、并需增加马力时，先念同志非常支持同英国里卡图咨询公司共同修改设计，提高成为135匹、165匹两种马力。在这个基础上，二汽的工程师又自行设计改造成为200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使同一种毛坯可生产出三种系列型号的发动机。这是一次通过同国际“合作开发———学习消化———改造创新”的非常有效的实践过程。

　　1977年10月，在我向先念同志汇报工作时，先念同志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发动机改造得怎样了。先念同志形象地说，发动机好比人的心脏，心肌梗死是不行的。并嘱咐我们千万要注意提高质量，要多到国外走走，要订阅大量国际资料，不要自我封闭，不要骄傲，骄傲就会落后、就会栽跟头，不信你试试看。对我们1980年准备扩建、新引进的铸造线，先念同志接受方毅副总理的建议，批准邀请加拿大籍华人、铸造专家李明烈先生指导建设和咨询，取得很好的效果。先念同志告诫我们，自己要好好干，但一定也要更多向国际国内专家请教。在这以前，先念同志就批示，二汽今后可对外国人开放、交流和咨询，这可能是国内特大型企业首先实行的对外开放。先念同志还说，工厂在国内建设，政权在我们手上，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税收，增加就业，家由我们自己当，让外国人赚些钱，怕什么?问题是你们在合作中，要真正学到东西，要有自己的创造，才有真正的自主权。

　　1978年1月，先念同志到二汽视察时，留意看了几条关键自动线，特别看了从西德引进的1．2万吨热模锻自动线。这条线，一年可轧制十万辆份汽车前梁、发动机曲轴、大型齿轮或其他特殊锻件毛坯，精度、强度均很高。我向先念同志作了汇报。我说，这条自动线，西德号称是他们国内制造的第一台套，全世界当时也只制造了四台套，每台套售价1000万美元。“四人帮”揪住我们不放，批判我们搞“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目的是为了挖出你这个“黑后台”。先念同志问，现在要卖多少钱？我说现在报价是3000万美元。先念同志当即批判了“四人帮”胡闹，“卖国主义”?让他们再卖卖好了。我汇报说，这条自动线非常复杂，运来时是散件，非常发愁能不能安装调试成功，结果还不错，能够正常操作，全部按节奏运行。西德制造厂派专家来厂了解，没有休息即急着到现场参观，令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估计中国人不可能安装，一定还是一堆散件，真没想到不但达到了设计能力，还有些改进。当晚即向德国的工厂和家庭打电话，报告平安，一切比原来想象的要好。先念同志说，你们还是要虚心向人家学习，也许人家还有些看家的本领不肯告诉你们哩。我作过初步统计，除先念同志在全厂技术设计一次批准建厂的总投资需要的外汇外，专项批准的外汇先后还有5次，总金额17100多万美元。为建设6万辆平头柴油汽车，还批准我们用自筹资金顶替的外汇额度9000万美元。这使二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下，我们既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国内“包建、聚宝”方针，设计制造了98％的近2万台设备；又通过国际合作，引进了大量重大关键精密设备，使二汽在总体上达到70年代初期水平，个别的还达到了当代同步水平。

　　在先念同志指示和批示下，1978年到1983年，我们共派到国外考察和贸易洽谈的人员共10个国家和地区、266批次、1069人次；外国来二汽考察和洽办业务的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公司、562批次、1914人次，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

　　先念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到美国访问时，得知二汽正与美国福特公司洽谈30万辆轻型汽车厂合资建设意向时，还着重对该公司作了考察。当前，经济全球化、高科技迅速发展，超大型跨国公司已成为资本、技术运作的主要形式，再来回顾当时先念同志在坚持自主创新原则下，敢于对外开放、大胆进行国际合作，在虚心学习中争取主动的教导，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种重大决策和高科技预见，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渡过“停缓建”关，促进二汽新的创业

　　“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动乱，导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业待兴，国家财政处于极度困难时期。二汽还未建成，按照国务院建成十万辆生产能力要求及当时的预算，共需25亿元投资，1987年建成。截至1979年底，国家已投入16．7亿元，尚缺8亿多元。1979年夏，我们即听说国家要调整投资项目，对大型在建企业，要逐个审批。为了避免被调整，二汽在7月写了第一次报告，提出“自滚雪球”方案。大意是说：二汽是个还在建设的新厂，每年利润不多，请求批准暂不上缴，用利润自我滚动建设。这个报告财政部根本不同意。财政部领导同志说，国家给你们注入了十多亿资金，赚一分钱也得上缴。下半年，调整项目的空气更浓，有消息说，就包二汽这个大项。调整—个大项，可以救活许多小项。我们又写了第二次报告，叫做“对半分成加贷款”方案。大意是说：企业赚的利润，对半上交，不足之数，向银行贷款，自付利息。这个方案，财政部领导认为可以考虑，但须报李先念副主席审批。我们非常高兴，便给先念同志写了一封“深受鼓舞”的信，希望不要调整项目，批准二汽继续建设。信是通过财政部转交的。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没隔几天，财政部转给我一个条子，先念同志亲笔写着：黄正夏，你鼓舞个屁，目前国家财政非常困难，决不允许下面乱开口子。我们看到批示后感到先念同志生气了，后悔自己太匆忙，没有把道理说清楚，只好听任国家调整，让企业惨淡经营了。没有料到的是，1980年1月3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即联署发出通知，正式把二汽打入另册———“停缓建”行列，要二汽“缓建”。这时，我便急忙偕同总会计师邹显信、副总工程师夏治涛同志，从十堰市赶到北京，商量对策，重写报告。我们请求了饶斌同志。饶斌同志认为，先念同志正在“火头”上，是否等两个月消气了再写报告。我认为不能拖。我说，我在先念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几年，他从来不和基层同志计较长短，当他认为你的意见是错误的时候，会批评你，有时会把你骂个“狗血淋头”，不过熟悉的同志都知道，他批评人用的是红安县“口头语”，并不是骂人，你若是坚持把道理讲清楚，说服了他时，他不但不生气，还会赞扬你敢说真话，放手让你负责大胆干。我提出，—定要在“国家三委”的通知正式执行前写出报告。否则一旦缓建，只能发职工工资和设备维修费，一切基建、材料、贷款都会冻结。二汽有些生产线还未打通，综合生产能力还未形成，不仅现有三万多职工维持不下去，而且二万多台设备也难保住。饶斌同志同意我们试试，指示我们加上“量入为出”内容。经过我们反复研究和计算，写出了第三次报告，提出“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的方案，大意是说，“不要投资，只要政策”，二汽是新建厂，只请求国家把按规定留给企业的三项专用资金：企业折旧费、利润分成、设备维修费各抽一部分，捆起来转为续建投资，由企业自行支配使用。1980-1985年六年合计可自筹3．3亿元，企业照旧上缴利润、交纳税收，争取1985年建成8．5万辆生产能力，1987年建成10万辆生产能力。我们一面请示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一面征求国家财政部、计委、经委、建委、一机部、物资总局六个部委的意见，都原则同意后，正式上报国务院。令我想不到的是，不过十多天，先念同志就有了批示。先是批给薄一波副总理“研办”。薄副总理向我详细了解情况后说，看来，先念副主席已经同意了，要他考虑批办。薄老叫我先回十堰等候消息，需要时再来北京。只过了几天，3月11日，由先念副主席亲自主持，会同其他八位副总理，在总理办公会议上首先研究决定了二汽续建问题。这时我在十堰，是一机部周子健部长参加总理办公会议、听到先念同志作出决定后，立即打电话告诉我的。周部长说，一个项目，九位副总理参加决定，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是一项大的改革，一定要好好干，确保完成。我马上传达到总厂常委、副厂长、传达到全厂，掀起了“自筹续建”，力争提前建成10万辆生产能力的高潮。

　　先念同志做出这个决策，不论对二汽来说，还是对国家计划和财政体制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是决定性的。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财政工作的同志，曾批评我们是“乱来”，动用折旧、设备维修费，会加速工厂老化；动用留利搞基建，会影响职工福利等等。实际上，我们的估算，是留有充分余地的。三项资金我们各只提出动用一半左右，六年实际上可自筹4．5亿元，我们只报了3．3亿元。由于是自筹，生产、基建、生活、设施等都可及早安排、协调发展，均创造了成倍的效益，比原来的条件更优越。

　　从国家计划体制、财政制度以及企业管理机制说，这实质上是一次重大革新，创造了特大型国有企业以内涵资金扩大再生产的先例，比单纯沿用企业折旧资金要大很多倍；扩大了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每年初即预拨5000万元，可以提前设计、征地、购置材料设备、及时组织施工；特别由于自筹，花的是各单位自己创造的钱，便倍加节约，没有人搞“钓鱼项目”，绝大多数都提前超额完成，没留一个“癞痢头”项目。到1985年，六年自筹续建的结果是：提前两年，在1985年完全建成国务院批准的10万辆生产能力；不仅未向国家要一分钱投资，而且为国家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3．9亿元，实现利润8亿多元，上缴税收4亿多元；生产优质汽车35万辆；新建技术中心l万多平方米，高水平汽车道路试验场2250亩，建设了10万千瓦热电厂、加盖职工宿舍60多万平方米。特别是在预计可以提前建成10万辆汽油载货车能力的情况下，由于资金可自主调度，提前在1982—1983年开辟了襄樊第二基地，建设了从十堰市、到襄樊、到武汉、再到全国的“三级跳”和湖北的500公里汽车长廊，成立了第一家大型联营公司(二汽集团)，较早地进行了二汽的第二次创业。实现了汽油柴油车并举，大中轻三种车型并举，军用民用车并举，向全方位、多品种、全系列车型发展。

　　先念同志一度考虑过调缓二汽项目，现在我认为当时是照顾全局，主要支援难度更大的上海宝钢续建。很快又决策二汽续建，是他一贯关心这个项目，了解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二汽提出自力更生、主动解决国家困难、推动国家计划和财政体制改革的首创精神，才决定的。他下决心前，首先送薄—波副总理阅处，因为薄老是主管和熟悉机械工业的领导人，也是想要薄老同他一起决策的体现。先念同志决不计较原来写过“不准乱开口子”的批语，并嘱咐我们对这个改革项目，一定要好好干。正表现了他从实际出发、相信干部、发扬基层积极性的雄才大略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