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 刘以宾 据《江南时报》报道,对于翁华铭的自杀,其家属称“因空壳奶粉事件被媒体曝光、特别是他被停职调查后,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自杀固然不可取,但如果一个官员因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而自杀,足以见社会舆论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常常成为党纪国法的一种补充,而如今一些官员所缺乏的,恰恰是对社会舆论的敬畏,对舆论压力的感知。 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表现出不屑或者麻木的事例,过去发生的实在太多:假冒伪劣商品害死人的恶性事件近期发生密度颇高,但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很少有责任部门官员在几近沸腾的社会舆论面前表现出压力,更谈不上主动站出来遏制事态或承担责任…… 有人认为,权力者只对权力授予人负责,这话肯定有道理。社会舆论主要由民声、民意构成,而当今一些官员之所以不怎么在乎社会舆论,不怎么把群众的评价放在眼里、放在心上,是不是因为他手中的权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赋予”、而是上级给的?换言之,他获得权力的主要成本投入不是通过实际行动得到人民的拥戴,而是通过追求政绩甚或人际艺术得到上级的垂青。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官员不重视社会舆论、不理会民声民意难道就符合情理逻辑了吗?我看不然。 “注意影响”曾是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影响”是什么,不就是今天的“社会舆论”么?注意影响也好,看重社会舆论也罢,其实是任何社会制度下一个普通公民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种看起来“软”实际上“硬”的外部约束与自我约束的混合体。按说,过去那个“注意影响”的年代和今天这个时代,在政治体制特征上实无大的不同。今天的一些官员之所以不在乎社会舆论、不讲求“注意影响”,不能主要“归因”于体制,而应看成是“体制外”的个人精神缺陷和人格缺失。从大背景看,则是“注意影响”好传统的流失。 官员对于“社会舆论压力”以及“注意影响”的看法和态度,其实也是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基本道德水准的反映。假如这种意识能强有力地发挥作用,诸如上班时间打牌赌博、吃喝赖账、攀比豪华车、傍“大款”、出入色情场等等许多百姓诟病、影响恶劣的事儿,想必官员都不敢去做、不屑于做。 《江南时报》 (2004年06月24日 第四版)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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