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对自杀者本身来说，不足以构成不义和不道德，但对于国家而言却是一种不义和不道德。”这是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6月20日，因劣质奶粉事件停职后的第4天，福建省福鼎市质监局长翁华铭在办公楼上吊自杀，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在进程中突然出现一个惊叹号。在如潮的评论中，听到不少网友及时评家的同情和恻隐之声。民众毕竟是善良的，但是，重温亚里士多德的话，或许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因为劣质奶粉死去的孩子不止一个，不要忘了自杀是对责任的一种断裂式逃避，不要忘了所谓同情可能导致的潜在危险是轻易放松甚至放过对一帮官员应有的问责。

　　我旗帜鲜明地表示：绝不同情问责途中“擅自”自杀的官员。从自杀者个体看，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为了惧怕可能发生的祸患而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件懦弱卑劣的行为。”从自杀者身份构成的官场链条看，自杀是官员撒谎瞒骗的极致——因为自杀是对曾有的真相最彻底的掩盖欺瞒，因为自杀导致的廉价同情与撒谎赢得的廉价同情毫无区别。

　　我向来对官场中人深入骨髓的撒谎瞒骗深恶痛绝。多少不同级别的官员在他官腔十足官味四溢的言行中，把真实的谎言操练得炉火纯青？当谎言重复一万遍之后，官场的撒谎者不仅仅把他撒出的谎言看成是真理，还在人五人六中把自己也看成是真理。“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民谚已经很好地总结了“官场撒谎瞒骗文化”的真实形态。

　　就在这次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官场中撒谎瞒骗仍是惯例，而不撒谎不瞒骗才是特例。新华社刚刚披露：四名撤职开除人员仍在上班！4月24日，国务院调查组在阜阳市太和县现场查获一批劣质奶粉，太和县工商局当晚就“决定”撤销劣质奶粉发现地工商所正、副所长职务，并开除了两名市场管理人员。这一处理结果第二天上报国务院调查组，众多媒体喜滋滋地作了报道。但新华社记者在6月4日采访时发现，这几名工商执法人员一直在正常上班、领工资。被撤职的太和县城东工商所所长纪登攀在接受采访时称，县局领导在宣布处理决定时曾向他们4人解释，处理他们“是为了应付上级”，“不这样处理，县领导就会被处分”，并承诺处理决定不上传、不下达，“你们正常上你们的班、执你们的法”。看到这样的消息，至少我是不会“震惊”的，别说这些被所谓“问责”问中而撤职的事情给你来假的，就算渎职者入了监狱之后也完全可能给你玩虚的——比如早早就保外就医潇洒在家了，你用不着“感到吃惊”的。

　　在官员的言行细节中，你时刻都能轻易发现撒谎瞒骗的“洪钟大吕”或“蛛丝马迹”。就在翁华铭自杀之后，记者试图通过翁的上级宁德市质监局局长、翁的同事福鼎市质监局某副局长证实翁的死因，“但接通电话后，两位局长都声称自己正在接受上级的检查，不便接受采访”。你瞧，防守和瞒骗记者的理由都可以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所以，对于经常在媒体中见到的“待调查核实后再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你也用不着坚信这话是没有注水的“干货”。

　　对付官场的瞒骗撒谎文化，现在招数越来越先进了。比如最近辽宁阜新核查春季造林成果，动用的是先进的GPS“卫星定位测量仪”进行实测，从而查出全县35个乡镇都有不同程度的虚报。问题是，动用GPS来测谎，就像动用测谎仪来测谎一样，是不是反瞒骗穷途末路的表征？因为太多的东西绝不是用GPS能够检测得出来的，比如“西安宝马彩票案”中，那个在电视里向全国人民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宣称“我用人头担保没有假”的陕西省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你的GPS有用吗？给他套上测谎仪，他照样脸不改色心不跳。

　　就在翁华铭自杀的第二天，阜阳特大奶粉制假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来自劣质奶粉发源地——浙江苍南县的薛师团，在重庆被警方抓获。其实，对付薛师团这类“奶粉制假者”并不难，真正难对付的，就是“官场制假者”。

　　（作者系杭州《都市快报》编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