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镇在上世纪90年代因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身价陡增,变成新兴旅游目的地。申报世界遗产遂成热潮。专家指出,如果理智在热情中成长,申报世遗将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投资。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官员郭旃透露,中国目前已有百余处景观或古迹被列入申遗“预备清单”。“如果考虑‘凯恩斯决议’一国一年一项的规定,中国的申遗大队已排到下世纪的门槛。”
众人共闯独木桥,风险性显而易见,然而各地的申报积极性并未因此受挫。安徽古村落的申报成功引来上百个村镇群起效之,云南每年投入数百万元开展申报工作,陕西矢志成为西部遗产大省。
知名度所带来的旅游业巨额收入被普遍看作申遗背后的最大驱动力。山西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第二年的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当年旅游综合收入高达4800万元。同年被列入名录的云南丽江2000年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了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学者们对申遗动机的主要质疑。然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吕舟教授的看法却十分乐观。
他说:“申遗热情值得肯定。不管目的是什么,其效果都在保护遗产。申报世遗、促进旅游,首先要作好保护方案。申报过程也是认识提高的过程。”
他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为例。1994年,国务院调研组对当地政府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他们尽快拆除景区周围上百处违章建筑,加强对风化、漏水、崩塌石刻的保护,但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迟迟不见行动。1998年开始筹备申遗后,当地政府立刻投资1.5亿元,拆除不协调建筑18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302亩。
“选择申遗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风险较大,但是该地区可在申报过程中全面梳理、完善和提升自身形象,并自觉接受国际规则的规范和制约,”吕舟说。
不过,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亦提醒,“申遗”不宜一轰而上,因为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各地更应学会尊重文化产业独特的发展规律,找到保护与开发的最佳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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