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发生的禽流感，让人们一时间谈“禽”色变，恐慌不已……虽然我们早已取得了抗击禽流感的伟大胜利，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

　　贺国，不得不改行养蜂。这位干了30多年的老兽医，在连年亏本之后把他的兽医站转包给别人开诊所，虽然诊所仍挂着兽医的证照和牌子，但早就不给牲畜看病了。日前，在陕南乡村采访中我们发现，像他这样“失业”的兽医很多，改行的兽医站也不少。

　　乡村兽医，缘何改行？

　　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人兽混诊，但很多乡村兽医站却挂羊头卖狗肉，他们不仅从事兽医，而且更多的是给人看病，同时还兼营饲料、添加剂、农资等项目。

　　一位乡兽医分站负责人解释：“单纯从事兽医挣不到钱。搞防疫的话每只家禽规定收费只有0.1－0.2元，牲畜1－1.5元，有的防疫员一季只有三四十元收入。就这，还含着诊断、注射和出诊的费用，如果不搞些其他项目，就一点干头都没有。”因为无利可图，甚至要倒贴，所以很多兽医改行，兽医站被出租，还有不少小的兽医站关门歇业。

　　镇坪县有一个乡兽医站，是90年代全省百强站之一。但短短几年间，小站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热闹，兽医由5人减少到1人，空荡荡的药柜里只摆着几种常见的兽药。县上一位领导无奈的介绍：“全县10个乡镇的兽医站都很艰难，大部分畜牧专干只是会看猪病的土医生，对防疫治病无能为力……”汉滨区做过统计，县乡村三级兽医畜牧人员，平均每人要负责420头大牲畜和1260只家禽的疫病防治，就这还包括外出打工的在内。

　　机制缺氧，漏洞增大

　　“乡村兽医天生就缺奶，一直是营养不良，现在更是网破、线断、人散。”一位县委农工部部长形象的比喻说。

　　乡镇兽医站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动物疾病防控网络，人员以招聘农民身份的土兽医为主，实行自负盈亏。村级畜牧兽医人员则是纯粹的自收自支。长期以来，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县站对乡站管不了；乡镇政府对乡兽医站又几乎撒手不管。这一来，乡站与村医都成了“后娘养的”，管理链条从县以下出现开裂。其后果则是：管理脱节，经营越轨，疾病漏网。

　　乡镇兽医站组建之时就跟财政“断奶”。在我们走访的县里，县财政对兽医行业预算仅限于防疫经费补贴，年均都在3万元以下，仅占疫苗和消毒用品等支出的1/4，另外3/4则由乡镇政府“想办法”。

　　由于兽医纷纷改行，所剩无几，每季的防疫就成为乡村的头疼事。加上近些年来环境污染严重，农民的防疫意识跟不上，人蓄共饮，人兽混医，极易造成交叉感染，疾病扩散。而县里大都以疫苗购进数量测算防疫密度，这样就造成了防疫疾控漏洞的增大。岂不知很多防疫针都没打在牲口身上。

　　疾控问题实质是人的问题

　　近些年来，一些人畜共患病的传播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尤其是今年初禽流感的肆虐，更是引起了社会各方对动物疫病防治“缺位”的思考和关注。

　　农村问题研究人员认为：畜牧产业要做大做强，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就必须要提高，否则，做大做强就是一句空话。他们呼吁：在目前农村市场功能尚不健全的状况下，像兽医防疫这类低收益的公共服务事业，不能把它简单地一脚踢给市场，现行管理体制机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畜牧专家认为：应加大转换动物疫病防控的管理机制力度，强化政府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在财政投入、人才培养、资源配置、机构管理等方面要从政策上有所调整。同时，通过组织畜牧产业化拉动兽医的市场取利空间。

　　卫生部门的人士认为：加快建立健全动物疫病监测、防控机制以及应急体系已迫在眉睫，畜禽的疫病问题实质是人的问题。

　　（通讯员 欣然 记者 晁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