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说：那些女的双手拿枪健步如飞，生得还很美丽。

　　都市快报讯1947年，24岁的杨谟、21岁的林素菊参加了游击队。他俩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记日记。

　　最近，两位老游击队员的《游击队员日记》出版了。该书记录了1947年—1949年，他俩在中共浙南特委、浙南游击纵队时的见闻和感受。

　　“这是一部原汁原味‘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为该书作序的温州市离休老干部洪水平说，“敌后游击队环境极为险恶艰苦，他们随时准备付出年轻的生命，记日记绝不是为了出版或别的什么，而是完成个人工作、学习、感情上的需要。这里有当年革命者最真实的内心世界。”

　　写日记动机

　　杨谟，今年81岁。林素菊，今年78岁。两老如今一个在瑞安、一个在杭州。据杨谟讲，他俩都是玉环人，抗战时在温州相识，1947年，先后参加了游击队。

　　杨谟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47年12月1日。他说，到了游击队，感觉生活非常艰苦，但精神上却很充实，“我有必要记录些啥。”

　　而林素菊早在“上山”前，就有写日记的习惯。

　　头埋在簸箕里写日记

　　据两老介绍，这些日记都是在战斗的空隙写的，“想到什么就记什么。”

　　两人写日记，感觉最困难的是在晚上。“必须点菜油灯，但夜里点灯容易暴露目标。所以每回在有窗户的阁楼里写，我总要顶个簸箕遮光，头就埋在簸箕里。”林素菊说。

　　“可惜，日记里提到的很多同志、同学、朋友现在都不在了，否则可以和他们一起分享出版的喜悦。”

　　写日记只能用化名

　　“当时，记日记要冒很大危险。”林素菊说，她没上山前，身边有位同志被特务监视，为保护同志，她暂停了日记，每次出门，都将日记本带在身上。

　　“上山”后，有队员告诉她，写日记要注意保护同志。因为曾有游击队员丢失笔记本、让地下工作受到损失的先例。

　　林素菊听了后，就把以前写的日记里涉及到的人名、地址，一一划去。此后的日记里，提到同志时，只用绰号、化名来代替。个子高的人就叫“螳螂”，长得黑的称“乌骨鸡”。

　　1947年，林素菊写完了第一本日记。嫌带在身上不安全，就寄放在瑞安高楼一对党员夫妻家里，保管了一二十年。

　　记日记，林素菊一直坚持到1949年5月平阳解放。

　　至于杨谟，他把日记本和衣裤包成一个包，睡觉时当枕头，行军时绑在腰间。

　　他讲，他写日记只坚持到1949年1月，原因是日记本用完了，在游击区一时又买不到新的。另外，在往后的日子里行军、作战日益频繁。

　　“现在翻起来，这些日记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亲切，每篇都打上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五十年里，它跟我须臾不离啊！”

　　(见习记者叶建良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