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学习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一些地方的农民对中央一号文件无动于衷，许多地方的农民不知道也不在意其中有什么内容。文章作者说，除了这些农村地方对国家的农村政策缺乏应有的宣传以外，主要是因为地方领导干部一直没有很好地落实中央的政策，使农民无法抱有希望，所以，当城里人谈“三农”问题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农民自己反而成了局外人。

　　不管那些“三农”政策是怎么来的，一开始农民听说了肯定是很乐意的，至少这些政策毕竟和他们是有关的。但是，政策里许诺的种种好处怎么也到不了自己身边，时间久了，他们也就懒得关心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都是你们说的。

　　上述分析当然有道理，但问题恐怕还应该再深究一下。农民对国家“三农”政策的冷漠，恐怕应该说是农民各方面的权利未能得到保证的结果：怎么这些政策总是从“上边”下来的？凭什么有关农民的政策总要别人“宣传”给我们，我们才知道？凭什么总是“上边”叫人“落实”了，我们才知道政策好还是不好呢？

　　毫无疑问，即使个别涉农文件有不符合农民利益要求的环节，但一号文件以及大多数涉农政策法律文件是符合农民利益要求的，也是在一定程度的调查研究之后制定的，但问题是，如果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农村地区到处都有活跃的民主生活，以致于各级各地所有涉农政策和法律农民都有机会直接或通过代表参与制定的，那么，他们会那么漠不关心吗？

　　不是吗？在我国的政权机构里，如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都设在城里，通常里边都没有农民身份的人，所有的党政机关的人几乎都是“城里人”。在立法机关中，人大的常委会里当然没有农民身份的人，即使是非常设机构里也很少有农民身份的人，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例，城市按人口每24万人选代表1人，农村则按人口每96万人选代表1人，而即使当选者是农民身份的人，也多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不是占农民人口70%的低收入农民的代表，指望这些人民代表代表大多数农民不是很容易的。领导机关设在城市，掌握其中权力的人生活在城市，久而久之，难免要形成作为城市人的利益和立场，而所有涉农文件都是“城里人”制定的，指望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农民的利益恐怕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国家”的农村政策，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城市的农村政策。农民不关心这样的“农村政策”当然是对的：凭什么要农民关心为城市服务的农村政策呢？而指责农民对“农村政策”漠不关心，当然也是没有道理的。

　　写到这里，我必须插叙一下本人亲眼所见的一个生动体现农民权利和地位的镜头。2004年6月13日，我参加一个有警车开道的调研组的工作，我们的车队在浙江的一个地方，突然被一群当地农民拦住了。他们可能认为有警车开道就一定有大官在，拼死冲破警察的阻拦冲向我们乘坐的中巴车，有一个农民跑到紧随开道警车的那辆车前边，就跪下来，手里举起折叠起来的一卷打印纸。那显然是他们的“状子”。

　　立即，不止一个警察上来拖走他。又有几个各自拿着“状子”的农民从各个方向跑过来，有农民干脆把打印好的材料扔向我们的中巴车。前边中巴车上的人下来接受了他们的“状子”。其实他们肯定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对这次存在着一定风险的告状行动抱有多大希望，他们只能是试试而已。事实上正是如此：一点作用不会有，我们这一行人都不掌握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在古代，老爷的轿子只有很少几顶，而且还差不多顶顶有用，而现在“轿子”实在太多了。

　　我坐第二辆车上，打开车窗看着这些显然是告状无门的愤怒的农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几千年了，中国农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方式没有变，还是拦领导的轿子，还是跪下来请青天老爷做主……

　　不是吗？如果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城市对农村的统治和索取关系，如果农民不仅在农村遇到的都是为城里和乡下的政府服务的专横的乡村干部，除了“要粮（“皇粮”）、要钱（“国税”即农业税，外加各种多如牛毛的收费）、要地（征用农地）”以外基本上什么都不管，农村里本来属于农民自己的公共事务也几乎没有他们置喙的余地；农民如果到了城市，一进城就得交上各种各样的费，而且只能干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脏险苦累活，不仅低人一等、备受歧视，还不能保证拿到应得的血汗钱，那么，你要农民怎么去关心城里人的农村政策？

　　而且，在一些地方，农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不关心、不参与，农民参与机制的缺失，又进一步造成了其自身权利的丧失，进一步加剧了一些农村政权的专断取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更导致了一些官员的腐败，使各种各样的恶政得以施行。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说的：农民作为“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我国一些农村政权之所以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正是他们的权力得不到农民监督和制约的结果。

　　城市与农村的分隔，使城里的领导者和乡下的农民渐行渐远，感情疏远，情绪抵触，不仅农民对国家的农村政策不关心，更严重的问题是，政权机关由于严重脱离农民群众而对自己能否控制农村社会、凝聚农民也逐渐失去信心，对许多政策能否得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感到没有把握，在制定和实施许多甚至包括与农村关系并不密切的重大政策的时候都感到力不从心。或许可以说，城市里的有些领导者正在受到漠视农民权利的政策的惩罚，而且这种惩罚还将陆续相继地降临。

　　当然，还是像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所说的：农民的“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像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那样真正把农民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真正切实地放下城里人的架子到农村去和农民交朋友、为农民谋利益，承认、尊重和保护农民追求和实现自己各种利益的权利，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去实现和保证农民应有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农民头上，不是以帮助农民的名义行掠夺农民之实，农民不仅不会对国家的政策冷漠，而一定会成为国家最忠实的支持者。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责任编辑:李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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