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昨天，6月20日启动的全国统一“治超”已扩大到27个省区。“治超”殊不易，开车的与执法的玩起了猫捉鼠———鼠戏猫的游戏，其手段之多样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失衡”更头痛。治超前仅山西5个陆路出省通道口的统计，平均每天外运电煤19万吨。“治超”第一天，运量直泻至9.8万吨。“治超”第一周，山西陆路电煤外运量跌了约一半。本来，许多电厂的存煤就处在警戒线以下，眼瞅着电煤运能因“治超”而更加捉襟见肘，引发各地电厂“哭爹喊娘”。牵一发而动全身———“治超”的力度和持续性刚起步就受到了并非来自于司机因素的挑战和威胁。

　　这样的挑战和威胁去年底已出现过一回。去年12月1日零点始，华北五省市统一“治超”5天，引发全国生产生活用煤几乎“断炊”，迫使铁道部紧急启动电煤运输方案，整整费时15天，抢运煤炭4600万吨，局面才有所缓和。铁路运能也有自个儿的“生态平衡”，车皮都拉煤了，其他正常的大宗运输只好作出牺牲，若算损失，显然系环环相扣的连锁损失。

　　本次“治超”范围与力度今非昔比，各地存煤状况总体比去年底要好些。铁道部据此说，有应急方案，但目前还不必启动。但我注意到有关方面已作出表态，声称将根据运能变化采取不同的“治超”对策。此话的潜台词我等局外人心知肚明，其不便直言的意思是不是说，一旦运能矛盾激化，“治超”力度会适度放缓？

　　交通脉络犹如人的血脉，一处受阻必牵动全身。超载系长在交通脉络上的“肿瘤”，一旦其发生恶性“病变”，切除不易、根治更难。以往人们痛陈此“肿瘤”的危害，只局限于它所导致的重大交通安全事故频发，以及对公路路面的破坏，再就是偷逃税收。而以上所例现实告诉人们，它的危害如同“癌细胞”扩散，造成整个经济运行生态的“失衡”。

　　进一步深究，除了导致经济运行生态的“失衡”，它还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往往不被人们加以关注。我只举一例：

　　如果没有超载，山西仅公路运煤一项，就当比现在增加一倍的汽车和司机，外加一倍的汽车保养、维修等服务产业。我们不是长期苦于内需不足吗？这“一倍”的需求难道不是本该充分挖掘的潜在的更是现实的内需吗？

　　继续扩大讨论问题的视野，如果超载在国内各地均得到根治（甚至只须得到有效遏制），需要新增多少汽车和相关服务业？这对汽车工业发展、对汽车配件生产、对地方三产规模的扩大并最终增加全社会就业岗位和政府税收，具有显而易见的“正相关”性。

　　但是，这得有个大前提：就是首先要保证司机正当守法（不超载）地跑运输能养家糊口。为此我曾撰文提出：“要‘治超’先斩超载‘食物链’”（6月22日今报今言）！该“食物链”以公路收费“三乱”作违法收入来源，而“三乱”又以多部门多头执法（罚）为必然“利益冲动”。本次全国性“治超”，统一动用7个执法部门联手执法，有的省甚至不得不动用10个执法部门联手行动。除了说明重视，更不可忌讳中国现行行政执法体制的痼疾之重之深———7个行政执法部门居然管不好一条“路”？！

　　不希望因暂时的“失衡”使本次“治超”虎头蛇尾。但不管“治超”的声势和规模有多大，它只属于治标举措。重要的是，治标与治本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