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西安接受假彩案教训，向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开刀。哪些属于“开刀”的重点呢？该市列出的清单如下：作风飘浮、工作不实、职责不清、资源浪费，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仔细看去，把上述种种表现统归于“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名下，在逻辑上多少有些问题。例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项，显然是一种故意所为，而凡这类行为，大都和见不得阳光的部门或个人利益有瓜葛，且凡对策者大都包含对上级施以欺骗的因素，怎能以“不作为”或“乱作为”论之？

　　似有必要对“作为”这个词儿做以细化分析：“作为”首先是一种观察角度，一种“定性”的依据。公职人员因“不作为”而造成工作损失，当然应被追究责任；造成的损失太大，也许会因渎职被判刑，但仍没超出“不作为”的范畴。不妨在此打一个比方：猫的职责是抓耗子，假如因为猫的慵懒、精力不集中、擅离职守而造成耗子肆虐，它理应被视为“不作为”；假如猫与耗子达成了某种“默契”并以放弃职守为代价获取额外好处，其行为性质就远远超出了“不作为”的层面。“不作为”和“猫鼠勾结”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行为，在人们对其的道德宽容以及“量刑”定罪上，当然有天壤之别。问题难就难在，如何甄别这只猫究竟处在哪一种状态。

　　手边就有现成的令人困惑的实例：随着“西安宝马彩票案”一重重黑幕被揭开，榆林市3个县的4名公证员因涉嫌玩忽职守受到查处。所谓“玩忽职守”，性质当然仍是“不作为”。具体表现是：去年2月10日，杨永明等人在府谷县举办即开型体彩销售活动，身为销售现场公证员的该县公证处副主任王晓林、公证员曹向成，没有认真负责审查现场中奖人的身份证明，致使两个10万元(现金)大奖，一个1万元大奖，共计21万元全部被杨永明等人骗取。靖边县公证处公证员陈煜，在履行公证公务中没有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致使去年8月2日中出的一个10万元(现金)大奖，以及今年2月2日中出的两个大奖，被杨永明等人骗领；定边县公证处主任张洲源，对现场中出的大奖，既没有审查中奖人的有关证件，也没有核实其身份，对二次抽奖号码袋更没有进行认真检查，致使大奖被杨永明骗取。

　　当地检察机关并没有说掌握了上述四人与杨永明勾结的确凿证据，笔者当然也不能乱猜。但事情的蹊跷处不是没有：冒领、骗领毫无疑问风险极大，首先不是冒领人的风险而是杨永明的风险，杨本人何尝不知？作为策划者杨永明，如果他未能提前知道哪个县的公证处或哪个公证员到时候一定会“不作为”、且恰巧是在关键环节上“玩忽职守”，他何以敢冒如此之风险并有把握骗领成功？有趣的是，因“西安宝马彩票案”而受追究的所有公职人员，基本都被定性在“不作为”层面上。仅仅钻了公职人员“不作为”的空子，杨永明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骗局居然就能一路畅行，假如真是这样，是否太便宜了这小子？！

　　看来，无论从情理逻辑、事件过程还是社会舆论上，都需对公职人员各种各样的“不作为”认真分析，而千万不能把“不作为”当成“筐”，把许多性质更恶劣的行为随意往“筐”里装；更不能让“不作为”成为贪官污吏逃避罪责的防空洞或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