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林

　　国人应该认真思索一个问题，即在人地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国度里如何处理好劳动与技术及人与自然这两大关系。这两大关系是一种唇齿相依的统一关系，其统一的落脚点，对于上海来说，就是科教兴市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体现，是资源配置的时空统筹。就资源配置的时间统筹来说，其目标管理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为达到其目标，必须完成两大调整：一是要调整资源配置的时序结构；二是要调整“可持续发展资本”配置的比例结构

　　上海城市发展模式的转换将从四个角度对科教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新的要求：一是功能目标的角度，二是产业体系的角度，三是要素地位的角度，四是运行方式的角度

　　刚刚闭幕的中共上海市委八届五次全会凸显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主题。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要体现上海化，就要努力推动上海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而其关键即在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联想到陈良宇同志近日指出，全社会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形成共识、不断提高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自觉性，把这一战略转化为全市各行各业的自觉行动和巨大的物质力量。其源盖出于现阶段上海城市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考察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之后断言，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已经具备。为此，博学的德国历史学家韦伯提出了“为什么世界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中国”的“韦伯疑问”。举一反三，国人应该认真思索一个问题，即在人地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国度里如何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劳动与技术的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大关系是一种唇齿相依的统一关系，属于我们现在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命题。这种统一性在于，其统一的机理是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的一致性，其统一的基础是决策主体与利益主体的一致性，均为人类自身，其统一的落脚点，对于上海来说，就是科教兴市。

　　首先，科教兴市战略是科学发展观变现的关键举措。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体现，是资源配置的时空统筹。就资源配置的时间统筹来说，其目标管理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为达到其目标，必须完成两大调整：一是要调整资源配置的时序结构，优化要素供给和要素利用的时间维度。为此，经济发展的决策指向必须从短期的利益偏好走向长远的利益偏好；二是要调整“可持续发展资本”配置的比例结构。要通过制度创新提升“社会资本”的配置比重，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比重，进而降低“天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配置比重，而科技和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主要供给者。从此意义上判断，科学发展观的时间统筹将建立在科教兴市的战略基础之上。

　　就资源配置的空间统筹来说，旨在建立一个资源配置的多目标管理系统，以提高资源生产率。这个多目标系统兼顾了人类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以效率、公平、协调为基础。只有当人类决策的价值目标具有多样性时，才能导致决策的科学性，进而导致社会的稳定性、有序性和人类文明的连续性。而这种决策理念、决策技术和决策手段，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基础之上的。

　　其次，科教兴市战略是上海城市发展模式快速转换的客观要求。

　　上海城市发展模式的转换将从四个角度对科教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新的要求：一是功能目标的角度。上海功能目标定位在“四个中心”之一之后，存量中心的功能目标正在走向流量中心的功能目标，功能升级导致与之相适应的形态（如“三港”）建设和管理中的技术结构和资本结构发生变化，其结果必然对科教地位和作用产生新的需求；二是产业体系的角度。为适应功能的改变，上海的产业体系必然要从以传统的加工工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转换为以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为主体的新型产业体系。这种产业体系的升级将导致对与新技术、新知识及其应用相匹配的人才、技术和管理要素的大量要求，进而要求产业平台与技术平台和教育平台的联动发展；三是要素地位的角度。功能与产业的转换，必然改变其所配置的要素结构，有形要素的相对需求量将随之下降，无形要素的相对需求量将随之上升，进而改变二者的相对地位。科教作为无形要素的主要供给者，其地位将日隆。四是运行方式的角度。为适应上述三大转换，经济运行方式必然要加快转换，方能确保其效率。因此，全社会将从以依靠政府为主，转为依赖市场为主。市场技术、市场知识、市场信息和市场手段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日益受到社会青睐。其必然结果是对现代教育提出历史性的需求。

　　再次，科教兴市战略对科学普及提出了新的使命，使之成为全社会共同目标。

　　20世纪是世界科技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岁月，它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公众与科教兴市的历史性关系。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公众作为科技资源的供求主体，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社会公众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行为人，既决定着行为主体的产出结构，又决定着行为主体的投入结构。这种供求结构的动态变化，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二是社会公众作为政府实施科技决策的授权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科技政策的方向和内涵。因此，社会公众及其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的科学素养程度，决定着对政府科技投入决策的认同程度。这种程度的提升，将取决于科学普及的水平和程度。当今世界已有20多个国家开展了社会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并使之制度化，旨在把握和调节政府科技决策与民众认可态度之关系。三是社会公众作为科技决策结果的直接承受者，可以对其负面效应作出制衡性的反应。这种公众反应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科教兴市战略是上海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核心举措和关键所在，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一战略的唯一性、紧迫性、重要性，全面予以贯彻实施，充分发挥上海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集中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更有质量的发展。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