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6月29日电（记者熊金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这就意味着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艾滋病人虽然情况特殊，但并不拥有法外特权，对其犯罪的惩处也应当遵从这一原则。然而，由于机制的不健全，目前各地司法机关在追究这一特殊群体的犯罪行为时，往往束手无策。吸毒人员刘某自1999年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后，随着毒瘾的越来越大，其索取毒资的胆子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恶。起初他还只是在邻居家小偷小摸，后来逐步发展到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街强抢强要：白天如发现街坊不在家，他便将门撬开，随意搬走家什去贱卖；遇到谁的电动自行车未上锁，他便跑过去骑上就走；想喝饮料想抽烟，便径直到就近的商店去拿。一旦被人发现或遭到拒绝，他便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管，迅速从自己身上抽出一管血，然后威胁说要扎进对方体内。艾滋病仿佛令他获得了一种特权，左邻右舍见其作案，也视若无睹，听之任之，即使自己成了直接受害人，大多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去年6月22日，刘某盗窃邻居家的彩电被群众发现后，竟无人敢上前制止。此外，他还多次单独或伙同他人持刀抢劫。每次被抓后，他都直言不讳地对警察讲：“我之所以作恶，就是想你们来抓我去坐牢。我得了艾滋病，在社会上没法混了。”

　　江城警方告诉记者，武汉三镇至少有8个派出所抓住了他抢、盗作案的现行，但每次都不得不放他。正是在此情形下，武汉警方筹资70万元在郊外修建专门的艾滋病犯罪嫌疑人临时羁押治疗所。

　　一些法学专家深感忧虑的是，这种艾滋病犯罪嫌疑人似乎享有“法外特权”的现象，并非仅此一例。在北京、四川、浙江、陕西、广西等地，艾滋病犯罪嫌疑人这种如出一辙的对待警方的方式，都屡屡见诸报端，重庆甚至出现过艾滋病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蓄意咬伤办案民警，威胁执法人员安全的事件。

　　专家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无章可循。目前，我国司法机关还没有建立相应的应对艾滋病人犯罪的工作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全国至今鲜有对艾滋病犯罪人员进行收容、劳教、改造、治疗的合适场所。

　　专家认为，鉴于艾滋病流行在我国已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以吸毒人员为主体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的增加，艾滋病人犯罪的现象将越来越多，对艾滋病犯罪人员的疏忽，就是对艾滋病人犯罪的纵容，不仅有损法律的尊严，而且这一群体随时都有变本加厉实施犯罪的危险，实际上是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种不负责任。因此，建立对艾滋病犯罪人员进行收容、劳教、观察、治疗的高效工作机制，是大势所趋。

　　他们建议，在现时情况下，国家应落实相应的专用经费，修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场所，对这一群体实行集中收容、集中监管，并组成一支专门队伍，统一审判，统一监督劳改和统一治疗。这对艾滋病犯罪人员来说，既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又对其犯罪形成强大的威慑。（完）（责任编辑: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