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索引:钱难要，人难见，五子牛公司的债主们实在想不通———“欠债还钱”咋这么难？艰辛的讨债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精神折磨。无奈，债主们选择了哀求，他们写信给这位“中国慈善大使”，希望他能发发慈悲，然而得到的回应却只有沉默。这起讨债风波至今仍未平息，正因如此，“争议牛群”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焦点。牛群亦官亦商的身份也再一次引发了强烈质疑。

　　记者了解到，债主们已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蒙城法院已受理此案。然而，媒体记者依然听不到牛群的声音，是他放弃申辩的权利和机会，还是另有隐情而自甘沉默？抑或是摆出傲慢的姿态不屑搭理？争议牛群留出太多的空白让人们自己去猜想……6月16日，记者赶赴安徽蒙城展开为期一周的新闻调查，解密“官商牛群”和关于他的“五子牛欠债风波”。血本无归讨债上门

　　2002年2月20日，在向蒙城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交付了6万元“保证金”后，蒙城县个体户葛维杰与蒙城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

　　葛维杰说当时是满怀着将要致富的兴奋签的合同，6万元“保证金”是东挪西借凑来的，之所以愿冒风险，主要是因为五子牛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牛群副县长。

　　为了“维护五子牛的品牌形象”，合同签订后，葛维杰又想方设法筹了一些钱，租了两间门面房进行装修，添置办公设备，聘请了业务员，等着跑“五子牛”的“运输”。

　　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让葛维杰始料不及，不但《运输合同》成了一纸空文，连6万元的“保证金”也讨不回来了。“后来了解到，五子牛公司把运输业务给别人做了，《运输合同》成了废纸，经过多次向牛群副县长反映没有结果后，就要求返还6万元的‘保证金’，但五子牛公司以无款为由拒不退还。”葛维杰说牛群“裸捐”的事迹曾深深感动着他，他才不惜一切地投入到“五子牛事业”，但最终血本无归。

　　一年多的讨债经历让葛维杰疲惫不堪，他给牛群写“报告”：“牛哥，看在我为‘五子牛事业’倾家荡产的份上，救救我，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您是中国慈善大使，就可怜可怜我吧！”他至今都不明白，作为名人、慈善大使、副县长的牛群为什么吝啬得连一个明确的回复都没有。

　　投入“五子牛事业”后血本无归的不止葛维杰一个，个体老板张志锋按照五子牛公司的要求供应盛装矿泉水的大桶和桶盖，短短十个月，被拖欠货款9万多元；装潢公司老板齐华群至今仍有2万多元工程款没要到；个体装修户娄殿杰2万元的装修费也没讨到……相关审计报告显示，五子牛饮品公司的债主不下20家，所欠债款主要是工程款、材料款及押金，总欠债近200万元。状告牛副县长真难

　　截止到6月17日，记者了解到，张志锋等三位债主已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蒙城法院虽已受理了此案，但债主张志锋直呼“状告牛副县长真难”。

　　葛维杰说有一次他去要债，五子牛饮品公司的曹经理竟然致电某位县长：“葛维杰来要债了，你看怎么办？”

　　齐华群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在一份投诉材料里这样讲述：“多次上门讨债都遭到五子牛饮品公司现任经理曹女士的辱骂，该公司法人代表牛群的秘书竟然扬言：“你们就是告到法院也拿我们没办法，你告也告不赢。”

　　不信邪的张志锋在多次讨债无果的情况下选择了起诉。从2003年9月份开始，张志锋像着了魔一般往蒙城县法院跑。蒙城县法院有关人士竟表示：“我们有难处，不便受理。”建议他去找县人大和县政法委。

　　“县人大和政法委也讲法院不受理案子是不对的，但让他们签个意见或打个电话给法院，他们却都不愿意。”张志锋说当时才真正感觉到告“五子牛”太难。

　　“这中间，县法院一位领导说给协调，当时就打电话给牛群的秘书，牛群的秘书先是答应分期付，承诺没有兑现后又说，5月17日前一次性付清欠款。到了17日，再给牛群的秘书打电话，他却说他们有困难，如果确实想要这笔款就无限期地等吧。”张志锋说这些让他感到恐惧，自己的钱像打了水漂。

　　张志锋说从5月17日起，除了双休日，他天天去蒙城县法院院长办公室、副院长办公室、立案厅“报到”，直到接到蒙城县法院6月9日发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同日被受理的五子牛饮品公司原告还有另外两家。对此，张志锋认为法院是听说有媒体记者要来采访才采取了“迅速行动”。

　　案子虽然受理了，但债主齐华群开始担心“开庭”会遥遥无期，他说他至今没有看到法院方面的反应。

　　采访中记者多次拨通牛群、五子牛公司曹经理的电话，对方均未回应，发了手机短信也无回音。牛群的秘书吕保真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蒙城县法院院长张虹答复“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欠债不还有何猫腻

　　债主们想不通的是，五子牛饮品公司为什么不还债，身为“老板”的牛群怎么会“赖着这些小账”？

　　6月18日下午，记者赶到距蒙城五十里之外的五子牛矿泉水生产基地。占地足有一百多亩的生产基地，两个大门都上了锁，里面的人看见有人来并不开门，而是楼上楼下忙着“汇报”，足有半个小时后，一名自称是“生产管理负责人”的人接待了记者，他叫杨崇庆。

　　杨崇庆介绍，五子牛饮品公司不赚钱的原因是没有周转资金。他说自己是从皖酒厂被聘请过来上新项目的，因为没有一分钱的资金，新项目也泡汤了。

　　在五子牛饮品公司大院，一栋占地1000平方米的四层办公大楼很显眼，杨崇庆告诉记者，盖楼的七八十万元到现在还欠着，公司欠的债太多，占地款、砌墙款、机器设备款，总共欠了有200万元的债。

　　该公司另一位管理人员介绍说，销售网络还没建起来，加上周围小水厂太多，对五子牛矿泉水冲击很大，目前经营状况不好，欠下的账没法还。但五子牛饮品公司的一名员工透露，公司员工每天都加班加点地工作，每天能生产矿泉水好几千件，但还是供不应求，经销商排队提货要排到十天以后，算得上产销两旺。

　　根据这些矛盾的信息，债主们感觉五子牛公司在“玩猫腻”。甚至外界有消息说“牛群将变更公司法人代表来逃避债务”。对此，如惊弓之鸟的债主们更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牛群和那位曹经理对记者的采访要求始终不予回应。拖欠49万征地补偿款

　　“五子牛饮品公司还欠着我们周东村农民的钱。”周东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民这样说。这样的说法在杨崇庆处也得到了证实：五子牛饮品公司还欠着占地款。

　　后来记者拿到一份《补偿协议》：“五子牛饮品公司（甲方）因扩大生产用地100亩，经双方协商，现从周楼村周东村民组（乙方）一次性征地100亩。协商土地补偿价格为：实行征用土地办法，每亩价格7800元，合计土地补偿款78万元。协议有效期限为50年，签订日期为2002年10月19日。

　　《补偿协议》的第二条规定：协议签订之日起，土地即属甲方使用，2003年6月5日前，乙方收掉麦子后不允许再种任何农作物，也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占用，否则将会严加处理。

　　协议甲方代表是牛群，乙方代表是周楼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东村民组组长及群众代表。蒙城县国土局副局长张辉、三义镇镇长袁万德做了“现场调解人”，蒙城县土地勘测规划室还出具了《说明》。

　　“不报批，这个地是不能用的，这个地后来没有履行报批手续，按县领导要求做了，当时县领导在场。”蒙城县国土局副局长张辉说当时县领导“有安排”，加上“弄得急”就没来得及报批，他认为只要补偿到位，也不会与法律相抵触。

　　事实上，周东村至今都没能拿到全部“补偿款”。周楼村村委会主任陈伟介绍说，目前还欠49万元“补偿款”。五子牛公司“人事演义”

　　五子牛饮品公司两年内换了五任经理，这让债主们理解成“五子牛公司以此来转移债主视线，以便推卸责任。”

　　“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蒙城九龙泉矿泉水厂’，原是三义镇镇办企业，后来因为镇政府欠我们家的钱而无力偿还，经蒙城县人民法院判决并经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该企业归我家所有。”郭翠兰如是说。

　　郭翠兰，张勇的爱人；张勇是三义镇原副镇长，原“九龙泉矿泉水厂”的真正掌控者，后来五子牛饮品公司的第一任经理。郭翠兰说，丈夫当时是镇干部，不能从事经营活动，就由她出面与牛群合作组建了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

　　有资料表明，蒙城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于2002年5月17日经蒙城县工商局批准成立，同年8月8日正式开业，注册资金60万元，法人代表是牛群，是由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与郭翠兰二位股东共同出资成立，其中，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出资48万元，占80%%股份，郭翠兰实物折价出资12万元，占20%%股份。

　　有必要说明的是，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只有牛群一个人，法人代表自然也是牛群。就这样，蒙城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的成立其实是牛群与张勇各自“绕了个圈”后的合作。

　　但牛群与张勇的合作并不顺利，2003年6月19日，张勇被撤掉经理职务。更耐人寻味的是，2004年1月20日，郭翠兰无偿“捐出”了属于自己的股份，也就是说，目前蒙城五子牛饮品公司的实际股东只有牛群一人。“捐股份”成了难言之隐

　　一提“捐股份”的事儿，郭翠兰就淌眼泪，其中缘由，郭翠兰经过两天考虑才愿意吐露，“捐股份”其实是无偿转让了股份。郭翠兰提供的《股东会议纪要》表明，2004年1月20日，在五子牛饮品公司办公室召开了全体股东会，会议内容是“同意郭翠兰将原持有本公司股金12万元，根据审计结果，现实有股金8.8万元，转让给自然人股东牛群6千元，转让给蒙城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8.2万元，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的两位股东是蒙城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和自然人牛群。”

　　随后，根据这份《纪要》，郭翠兰又与牛群和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此外，他们又签了另外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则成了“原股东郭翠兰将现有股金8.8万元转让给甲方，甲方已付乙方5万元人民币现金，剩余部分乙方自愿捐给蒙城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份文件都经过了蒙城县公证处“现场公证”。

　　更让人费解的是，在文件上本属于“蒙城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盖章的地方，却赫然盖着“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的公章。蒙城县工商局出具的资料表明，“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已于2002年7月15日更名为“蒙城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且已于前段时间注销。就是这样的三个契约让郭翠兰夫妇失去了对原有股份的所有权，郭翠兰自称“牛群为了达到独吞企业的目的，采用了很多手段。”官商牛群特殊在哪里

　　截止到2004年6月21日，蒙城县工商局出具的资料证明，牛群仍然是“蒙城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和“蒙城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在牛群的一张名片上，牛群既商又官。面对媒体的质疑，蒙城县有关官员这样认为：“一、牛群不算政府领导，他本身不参政，仅是被蒙城借牌来招商；二、牛群办企业是以慈善的名义来办的，实际上没有具体从事商业活动。”这样的认识被蒙城的有关官员归纳为“牛群是一个特殊人物”。

　　牛群的特殊还表现在，他不像其他政府官员一样需要“天天上班”，却配有专职的政府秘书，牛群一般不参加县长办公会，但逢上蒙城召开党政大会，牛群会坐在主席台第一排县委书记旁边。

　　与此同时，五子牛公司原股东郭翠兰说：“事实上，企业每开支一分钱都要经牛群同意，每签一份合同，都要经牛群审查，合同都有牛群的亲笔签名，有的还做了公证，公司账号也被牛群控制着。”

　　牛群算不算中央严令清理的“官商”？对此，蒙城县委书记陈坤廷说：“有利蒙城人民的事情我们欢迎，不利蒙城人民的事情我们坚决按原则办。”亳州市委组织部有关官员表示：“牛群的问题正在研究中。”记者手记牛群，你带来了什么？

　　牛群的“笑容”就是蒙城的县界。在蒙城的街头巷尾，牛群大大小小的“笑容”在向来到蒙城的人们昭示着牛群四年来在蒙城打下的“烙印”。然而，行走在蒙城，感受着有关牛群的一切气息，却感觉牛群愈发的陌生。

　　“如今的蒙城有人天天在惦记着牛群，他们就是‘五子牛’的债主。”债主们如是说。他们聚在一起轮番拨打着牛群的手机，他们知道牛群不会接听，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向牛群发泄不满：“怎么?找你讨债难道不应该吗?”

　　“五子牛”的债主葛维杰说，他不知道电话那边的牛群是否还把自己当作蒙城县的副县长?心里是否还装着蒙城县的人民？天天有电话吵着心里怎么能够安身？

　　牛群的沉默让这一切变得扑朔迷离，但牛群的沉默掩盖不了“五子牛”带给蒙城的损伤。

　　蒙城县一位领导这样评价牛群：“牛群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善人、一位好人、但不是完人，更不是合格的企业家。”记者一直在掂量这样的评价是否能成为宽容牛群的足够理由。宽容牛群的本身就是造就牛群的特殊，牛群的特殊就意味打破公平的规则，甚至与民争利。官商牛群还要走多远？

　　牛群其实已很特殊，作为人大选举产生的副县长，实是官员，却可以说成不是政府官员；作为私营企业的法人代表，有商人之实，却可以说成不是商人。牛群的特殊其实是对法律的嘲弄。

　　秉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整个事件台前幕后的演变过程时，被“五子牛”损伤的人们有理由发问：牛群，你究竟带来了什么?杨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