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大会，使苏州成了一个真正的“秀”场。

　　苏州会议中心的广场上，南京明孝陵的巨幅照片雄姿傲人；会议中心休息大厅的长桌上，各种精美小册子排成一长溜，宣传各地的申遗梦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执行局主席瑞德用惊叹的口吻对记者说：我们曾埋怨人们不了解保护世界遗产有多重要，可现在，你看中国的热情！

　　1989年，在联合国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17年后，中国才第一次有了被核准的世界遗产；而过了14年，中国的世界遗产不仅迅速增至29处，还有数以百计的预备遗产等着国家选送上报。

　　热情申遗是好是坏？世界遗产在中国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各地蜂拥申报，是否需要总体调控？记者就这些热点问题，采访了部分与会的中国官员和专家。

　　申遗过程也是保护

　　记者：1997年，苏州园林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去领证书的局官员寂寞归来，无人迎接；可现在，苏州言必称世界遗产苏州园林和昆曲，为古城申遗更是一出手就是上百亿。这种冷热变化，其实也是中国数十年间对申遗态度的转变。如今各地出现“申遗热”，我们当如何看待？

　　郭旃（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世界遗产处处长）：中国产生“申遗热”是有原因的。首先中国文化确实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一支，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遗产很多；其次，最先几批申遗成功的地方既提高了知名度，又增加了旅游收入，有“榜样”效应。其实，申遗过程也是保护，要看到这种“热”背后的积极性。

　　郑孝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有人说遗产热该降温了，我说不是降不降温的问题，而是提高认识的问题。过去世界遗产可以赚钱，那是因为少，物以稀为贵，所以大家都抢着申报。其实，保护遗产，成本很高，是一件奢侈的事，能认识这一点的，就不会盲目上。

　　《凯恩斯决议》难改

　　记者：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昨天说，越来越多的遗产要求进名录，已使教科文组织面临一系列问题。所以，2000年世遗大会通过《凯恩斯决议》，其中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这次会议要重新审议这个决议，改写可能性大吗？

　　谢凝高（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这规定其实不符合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精神。国有大小，资源有丰富和贫瘠。拿中国来说，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物种齐全、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六大要素决定了我们必定是一个遗产丰富的国家。《公约》对什么样的遗产进名录，有一整套标准，如果像分配一种利益似的搞均摊，岂不矛盾？

　　郭旃：《凯恩斯决议》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世界遗产的资质和可信度，但采用的方法却是一刀切，未免有点武断，很多国家都有意见，特别是178个世界遗产委员会缔约国中还没有世界遗产的49个国家。不过，我认为该规定在本次会议上出现松动的可能性不大。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确很难再找到一种更好的平衡方法；二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个代表国家，申遗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眼下更关注的是保护问题。

　　濒危名单不见中国

　　记者：说起保护，对已进名录的各国世界遗产进行评估是本次大会的重要议题。郭旃将全程参加此次大会的主席团会议，能提前评价一下中国29处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吗？如果有问题，主要在哪里？

　　郭旃：总体说来还是好的。目前世界上有35处世界遗产被列入濒危名单，中国不在其列。我们的武夷山、龙门石窟、九寨沟，以及布达拉宫，国际上公认其保护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部分处于中流，只有小部分有问题。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重景点轻景观。外国专家有评价说，有的中国遗产“景点之内美极了，景点之间丑极了”，说的就是遗产保护不注重周围的环境配套。二是重利用轻保护。国内半数以上世界遗产存在过度开发的毛病，比如帝王宫殿、陵寝，古代只有很少人进得去，现在成千上万地涌进去，怎能受得了？三是公约意识不强。《公约》明确规定，不论在世界遗产范围内还是在其缓冲区内进行建设、开发，都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批，可国内很多地方都不遵守。

　　避免重复盲目申遗

　　记者：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份自己的遗产预备清单，有说28处，有说100多处，还有的说1000多处。为何说法不一？什么样的遗产能进清单，有没有专门机构说了算？

　　郑孝燮：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申遗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管的人多了，等于没人管，所以必须大大加强联合国驻我国教科文组织的力量，并在该组织下成立中国的世界遗产专家咨询委员会，从申遗源头抓起，避免各地重复、盲目申遗。

　　郭旃：这件事情已经在做了。我们正在梳理专业咨询渠道，重构评审机制，筹建专家委员会，再过三四个月，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新变化。届时，将有一份全新的预备清单，真正指导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的申遗进程。

　　(本报苏州6月28日专电）

　　本报记者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