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由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和北京金融界控股有限公司举办的两次经济研讨会上，学者们对近期宏观调控的目标、手段、效果及其与改革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讨，提出，宏观调控必须与政府体制改革相结合。

　　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说，软着陆决不能一刀切。但他认为，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刀切的苗头：各项经济指标都在下降，尤其银行贷款已下降一半，这个现象值得研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刘福垣说，在市场经济国家里，物价指数就是通胀指数，但中国的市场化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在这次调控之前，有人认为经济过热的时候，我说千万不要把大好的形势搞糟了，要冷静观察、谨慎出招。实在要动，要用手投票，不能用脚投票，用手投票是行政手段，这次“过热”是政府行为导致的，中央政府就要管。但目前采取差别利率，紧缩银根的办法，等于是政府有病却让市场吃药，这个路子是不对的。行政手段要用到各级政府上，不能用到市场上，整个中国各个地区市场还没有一体化，这种情况下用利率这个手段宏观调控是不对的。中国现在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在中国两元结构没有基本解决之前，我们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财政货币政策，用紧缩银根的办法是不对路的。我赞成行政手段，不是说用行政手段把经济拉上来、把经济压下去，而是搬掉阻碍市场经济的行政障碍。投资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体制原因，是政府原因，所以就要改革政府体制。

　　有人做过统计，近年来，我国经济过热以5年为一个周期：1993年，1998年，2003年。恰好与官员换届同步。记者发现，在学者们的发言中，有不少从理论角度对这一说法给以佐证。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说，如何调控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职能如何适应市场化转变的问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替产生的历史。投资发展就引发通货膨胀，一膨胀国家就紧缩，紧缩后又要启动，启动又启动不起来，今年又出现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宏观调控非常必要，但是大家回过头去看，中国的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手段，或者是最有效的手段是计划和行政，到今天为止仍然如此，我们讲的所谓不能一刀切，实际上不可能不一刀切。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与中国市场不发达有关系，是金融和经济的协调问题。金融要适应经济的协调，而中国的金融，或者说中国的融资渠道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银行，资本市场被忽略多年。去年银行的融资比例和资本市场融资比例，90％以上还是银行的融资，而四大国有银行又占了整个融资比例的65％－70％，应该说还是垄断。钱还是银行的钱。说过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紧缩国有商业银行。中国的经济是投资带动，一紧缩，整个投资就不行了，假设再紧缩下去，中国经济

　　发展会受影响，又需要再启动。这是不行的。要求利率发挥作用，没有市场利率不可能发挥作用。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各种市场，有了各种市场，才有市场的调节手段。还是发展是硬道理。

　　金融学院教授吴军认为，物价上涨率去年是百分之三点多，今年达到百分之五，这个是高还是低？我们要研究，到底经济过热是需求拉动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假定有经济过热的话，有多少正面的效应，有多少负面效应，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比较，泡沫因素到底有多大，实质因素有多少？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笼罩在紧缩阴影之下。刚跨出通货紧缩，又要开始调控。我的看法，我们不要不断地去变换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波动是非常大的，这些经济波动都是由于政策所造成的。

　　学者们一致认为，政府主导投资永远会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投资领域只能搞市场经济而不能搞计划经济。经济学家高尚全提出，应当从源头来改善宏观调控体系。他说，十一五规划应把政府改革作为重点。现在仍是改革的关键时期，怎样进行宏观调控？有几组数字说明：国企改革不到位，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都是政府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今年一二月份中央投资增加12％，地方投资增加60％以上。投资过度主要由地方投资冲动引起；第二，不良贷款大部分是政府行为和国企不良贷款造成。有数据说明，其中30％来自政府命令及不良干预，30％来自国企贷款，10％来自地方行政命令，10％来自国家产业标准制定的关停并转；此外，土地资源现在作为地方财政主要来源，土地违规大部分带有政府的影子，违规案件总量的80％都是政府违规。他说，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而非前提，应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相反。谁来代表国家进行调控？宏观调控用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政府改革是根本性问题，应放在首位。应该把政府治理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

　　人民大学李义平教授坦言，现在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了扩张主体角色。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关键缺少产权约束。两极分化恰恰是市场化不到位，是垄断的结果。经济体制改革没法推进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