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部分地区违规使用救灾资金现象严重，有些地区竟然用救灾款支付租车费、保险费、油料费、培训费、演习费。仅2002年至2003年期间，西安、渭南、商洛等10市超范围使用救灾资金总额就达568.6万多元。(《华商网》6月28日）

　　这不是媒体第一次报道挪救灾款作其他公用了，挪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用作公用的事情经常在耳中有闻，有些情况已经触目惊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中就披露了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等中央单位虚报、挪用预算资金的违规事实，还披露了淮河灾区和云南大姚地震灾区有关地方政府虚报、挪用救灾款的事实。（新华网2月25日）但我们却很少听到有关责任人员被党纪、政纪处理，更不用说追究刑事责任了。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有关人员的侥幸心理，使这种行为屡禁不绝。

　　其实，我们国家的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明确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还专门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挪用特定款物价值在五千元以上的；　2、造成国家和人民群众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造成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严重困难的。因此，对于挪用这些特定款物，情节严重，具备上述情形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成问题。

　　阻碍我们对于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主观上认识问题，那就是认为有关挪用这些特定款物的目的不过是为其他公用事项的开支，并没有进入个人的腰包，因此“法不容，情可原”。殊不料，刑法规定这条罪名的本意就是针对这些尽管没有进入个人腰包，但擅自将这些关乎国计民生或在特定时期对特定的人们生存显得特别重要的特定款物挪作其他公用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对特定款物的管理秩序，需要用刑法来调整和打击了，岂能以一句为公而抹煞。如果有关人员挪用这些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那就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罪，要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

　　在李金华掀起“审计风暴”后，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民众纷纷要求司法机关的跟进，笔者认为，司法机关不妨从侦查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是否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作切入口，掀起一股杜绝挪用、挤占特定款物的“司法风暴”。(稿源：红网)(作者：杨涛)(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