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京报》连续数日的“四龄童被殴”追踪报道中，带给我最大震憾的不是那些说情说理说法的文字，而是小恩情倚靠于那个独门独院时略显无助的表情，在那张让成年人的任何解释都变得苍白的图片面前，无论幼童的舅舅、舅妈，还是与此事相关的人们，难道就不该从自我封闭的大墙中走出，去寻求一个理智、文明的方式来向孩子做个交代？毕竟，不是什么家庭问题都该向政府、法律和社会求援的。

　　关于亲情、关于人际和左邻右舍的关系，不由得让我想起几天前的另一条新闻，同样是《新京报》的报道，提到北京某小区贴出一张告示，禁止宠物和小区外人员进入“他们”的绿地。或许在资讯泛滥的今天，人们的视角早就被那些热点新闻所淹没，即便茶余饭后，大家关心的也是些“花边新闻”。因此，两件似有些巧合的事提醒着我们，在公德、伦理亟须修复的今天，老北京是不是该呼唤更多符合人性的新市民文化出现？

　　因为是北京首先在对外开放中学会了与外界沟通，学会了与更多外来文化接触。为什么在信息如此之畅的今天，老北京却少有勇气打开心灵这扇窗口？难道在“对外开放”后，老北京还要补上“对内开放”这一课？要知道，北京本该是座四处都张扬着亲情文化的城市。天桥的把式、胡同的吆喝、四合院那种亲和力极强的京腔，都使这座城市充满了同情和包容。

　　然而，随着商业化和区域多边化的涤荡，老北京市民文化也开始出现更多传统与现实的冲突，“道德孤岛”、“文化孤岛”现象时有出现。即便亲切的秧歌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但泛胡同文化主义仍使这座城市的心态不够开放。可以说，在“四龄童被殴”和“外来人不能进小区”的两起事件中，重要的不是打开哪个村庄紧闭的围墙，开放哪个小区的绿地供人参观，而是人们有些麻木的那块心灵“绿地”需要尽快开放。

　　当社会呼唤公德、伦理教育时，我们身边需要一些“让座新闻”；当公众需要大众娱乐时，让风筝更高、让呼拉圈更响也属顺理成章，但在全球背景中，北京需要的更应该是海纳百川的气度、扬善抑恶的民风。在呼唤新市民文化的时刻，每个北京市民都有责任推进这一文化进步和社会前进。更迫切的是，当人与人之间的意识沟通被许多科学现象取代时，我们急需对新的人际关系和道德伦理做出新的审视和解释。

　　还要提到前不久《新京报》的另一篇报道《4000只燕子同住一家屋檐下》，文章不仅反映出北京市民周大爷一家不让“雀占燕巢”的细节，还体现了人与人、人与鸟类间久违了的和谐相处。也许就是这条普通社区新闻的背后，蕴藏着老北京新市民文化价值外延和振兴的另一面。

　　胡安东（北京记者）

　　相关报道见今日A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