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伟

　　本报北京7月1日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门口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一个写着“迎新街100号”的牌子。

　　今天下午，在病毒所对面住了40年的刘世勋对记者说：“如果不是老有人拿着化验单到这边来找，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个病毒所。”

　　福祥大馅饺子店和病毒所之间只隔了一条3米左右宽的马路，店里的服务员告诉记者，她知道对面是病毒所，因为很多病毒所的工作人员到饺子店吃饭。记者问她紧挨着病毒所是否感觉不安全，她说：“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吧。”记者被病毒所保安挡在门外时，她没受任何阻拦地进去收拾了一盆碗筷出来。

　　据一位资深卫生记者介绍，十来年前她去采访时，迎新街还算得上一条宽敞的胡同，现在病毒所门口的道路已十分拥挤，建筑密度越来越高。

　　病毒所附近另一位居民向记者表示：“住的时间长了，就那么回事，20多年什么事儿也没有。SARS出现前，病毒所随便进，还有中学生去病毒所院子里打篮球。”

　　60多岁的石油工人老李却有点怕：“它那个实验室（P3实验室）的抽风口就对着我们家门口，谁能保证我们永远安全？原来看着病毒所里又是老鼠又是狗的，不怕心里也扑腾着呢。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病毒所设在居民区不好，原来这里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地方，挂着牌子呢，换成病毒所，就什么招牌也不挂了。”

　　北京市粮食局加工厂的退休工人老刘说：“病毒所从来不告诉咱有什么危险，需要怎么防护，万一出了事儿，我们该做什么，他们一概不言语。”

　　有公共卫生专家指出，无论国内外，对传染病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病毒所在居民区几十年了，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病毒所是否应该建在那儿，而是如何尽早把它迁出。按照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医院及相关科研院所与居民区应保持200米左右的距离。

　　目前，进病毒所需要通行证。病毒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不接受任何采访。

　　病毒所门口，带着工作牌的人进进出出，但是没人愿意说所里的情况。也没有人愿意就今天的SARS问责新闻，发表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