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郭松民 作者文集

　　河南农民王幸福，自费秘密调查230起暴力征税事件，竟然没有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见6月30日《半月谈》）——这一事实给我的震撼，主要还不是因为暴力征税的无情和血腥，而是因为事件的真相居然是靠着一个农民用“自费”和“秘密”的方式揭露出来的。

　　以王幸福的能力，我相信他所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在230起暴力征税事件的背后，很可能还有更多。王幸福这种近似孤胆英雄的行为提醒我们，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立即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提上议事日程，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

　　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利益的多元化，而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但从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和最主要的参政议政机构政协的代表构成情况来看，农民的比例低到了几乎无足轻重的程度。十届全国政协有2000多个代表席位，民主党派占了绝大部分，而8大民主党派加起来不到60万人。而在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的代表加在一起只有551名，低于知识分子的631名，更低于干部的968名。最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人数微不足道的两院院士，居然有46名代表。私营企业老板代表的比例上升得最快，有200多名，占了总数的近10%。

　　必须承认，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表达出来的意愿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既代表这种意愿又代表那种意愿。这就需要整合，让各种利益群体在制度化的论坛上去辩论，找到最大公约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类代表的比例应该和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相协调的，至少差距不能太大。我们常常讲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而要落实到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的建设上。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建立制度化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就应当恢复党的农村工作委员会，在党内形成代表广大农民的政治决策代表人；应当大大提高各级人大、政协中农民代表或委员的比例，目前规定的“农村按人口每96万人选代表1人，城市按人口每24万人选代表1人”，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国家还应该制订《农会法》，在农村依法建立农会，反映农民利益，建立与政府的信息沟通渠道。

　　王幸福实在是太幸福了，他的自费秘密调查，能够受到有关官员的重视，还被聘为月薪1200元的农业税征管监督员，给人的感觉他简直像摸到了宝马车的刘亮一样幸运。但九亿农民的幸福，却不能建立在“王幸福式的幸运”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制度基础之上！（责任编辑:李代祥）

　　/图片：· [半月谈]王幸福：以一个农民的名义调查真相· 王幸福：以一个农民的名义调查真相·为何站出来的是“王幸福”·社会养老不能寄望于梁振仕式的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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