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保姆周岱兰在沪打工时坠楼受伤的工伤保险困境，戳中了中国家政服务业亟待明确的若干重要法律关系，引发了相关的商业保险新险种。从7月1日起，上海将推出家政服务综合保险，雇主购买年保费30元，家政服务员若在服务中发生意外事故，最高可获赔10万元。这一看似可以促使家政服务业走出意外事故困扰的新举措，要真正落实，其实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一、谁是雇主？家政服务面对的角色困境

　　上海即将实行的家政服务综合保险是非强制的商业保险，由雇主购买。然而，到底谁是俗称为“保姆”的家政服务员的雇主？看似同样给居民家庭提供服务的保姆们，却面临着似是而非的不同雇主。而不同的雇佣劳动关系，将产生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

　　对于那些通过亲朋好友或者中介公司介绍后自雇保姆的人来说，他们既是保姆们提供的家庭服务的消费者，也是保姆的雇主，无论是否有书面合同，与保姆之间都形成雇佣劳动关系，按双方的约定向保姆支付工资，对保姆的服务提出要求，对保姆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进行管理，并承担法律规定的雇主义务和双方约定的义务。如果因管理不善发生意外事故，他们就须为自己的主观过错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那些与家政服务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后，由家政公司派员承担家务劳动的消费者来说，他们与家政公司形成的是花钱买劳务的关系，保姆是家政公司的员工，依公司和消费者约定提供上门劳务服务。劳动场所虽然不在家政公司，并不由此改变保姆们与家政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家政公司应当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为之缴纳社会保险、工伤保险费，履行企业雇主对员工的审查、培训、考核、调动、使用等管理权利和义务，从消费者支付的报酬中提取必要的管理费，并为保姆发工资。如果保姆不慎发生意外事故，家政公司将要承担雇主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由于家庭自请自聘保姆不受《劳动法》约束，而法律、行政法规尚缺乏对家政服务的规范，保姆与家庭和个人雇主之间的关系只能按彼此约定来调整，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各自的权益。

　　二、中介人还是经营者？家政公司的职能困境

　　6月23日新华网报道了广州一家家政公司走马灯似地频频给保姆换雇主、以骗取高额中介费的黑幕。这促使人们在选择保姆公司及其服务时，一定要弄清对方的性质、实力、诚信度，关注与家政公司合同的性质，在对方提供的到底是中介还是劳务承包服务问题上不容含糊。

　　近年来，保姆市场发展迅速，深圳、大连等地出现有大学学历甚至硕士学位的高级保姆、特级保姆；一些地方的家政公司、家政学校还积极注册诸如“米脂婆姨”、“川妹子”等服务商标，打造服务品牌；还有的家政公司传出已向国外提供保姆服务的新闻，雄心勃勃要挑战国际上知名的“菲佣”服务。然而，如果透过这种种浮华，就会发现多数家政服务企业的品牌意识并未走出职能误区——普遍迷恋劳务中介，而无心、无力组织、管理起相对稳定、具有规范化标准服务水准的保姆队伍。服务商标的注册，更多是地方政府的意志和行为，还没有形成企业自觉的意识和市场行为。

　　而社会对家政服务的庞大需求，越来越注重服务的诚信、优质化，这不仅是对保姆自身业务能力的要求，更是对家政公司资质、诚信度和职能的要求，意味着公司和家政服务员之间须订立劳动合同，建立聘用关系，即创建“员工制家政公司”。家庭和个人消费者不再和保姆个人建立雇佣劳动关系，而是面对家政公司。不合要求的保姆可以更换，直到基本满意。而无法保证质量的保姆中介服务则受到普遍的冷淡与厌烦。

　　三、法制化还是无序化？家政公司亟待规范

　　保姆坠楼的悲剧一再上演，却又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困扰着数百万保姆大军；保姆失职、偷窃，造成服务对象家庭成员人身、财产严重损失，成为许多家庭挥之不去的噩梦。家政服务市场的种种困惑，缘于这一市场总体上的无法可依。《深圳经济特区家庭服务业条例》这一地方法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001年3月诞生的。

　　这一条例的基本要点，是规范家庭服务业经营者、消费者、服务人员三者的权利义务关系。鼓励经营者以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等形式从事家庭服务业；经营者应依法与家庭服务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家庭服务人员的劳动待遇及工资支付方式，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经营者应直接与家庭服务消费者建立服务关系，签订家庭服务合同，指派服务人员向消费者提供服务。

　　5月29日，新华社报道了“深圳出现首批‘员工制保姆’保姆也领工资单”的新闻。员工制保姆，是家政服务市场法制化的必然产物，是提升家政服务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品牌形象的必由之路。

　　然而，目前毕竟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家政服务规章，距这方面的行政法规和法律当然就更远些。这与依法治国、建立完善的家政服务市场的目标是很不相称的，亟待立法机关重视。(稿源：红网)(作者：江南雨)(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