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

　　本报上海7月6日电

　　从6月25日下午登上西行的火车开始，一支由5名复旦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组成的攀登西藏海拔6206米启孜峰的登山队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据全程报道此次登山活动的《东方早报》报道，7月5日上午，正式登山的4名队员中的洪博雅因身体原因而从启孜峰海拔5490米的前进营地下撤到海拔4760米处，其余的登山队员则继续努力向海拔5800米的突击营地进发。

　　这5名登山队员都来自复旦大学，但其中3名（张列列、林烨焓、丁滪）今年6月刚刚毕业，洪博雅则已经退学准备出国，只有一名惟一的女队员蒋锦霞是复旦大学网络学院法律系的在校学生，也正是由于在校生的身份，复旦大学校方没有同意她的登山申请，并与西藏登山协会进行了联系，蒋锦霞不得注册为登山队员攀登启孜峰，但她可以以“旅游观光”的性质在海拔5300米的突击营地进行训练。

　　从6月初媒体报道了这支学生背景的登山队的登山计划之后，“安全”就成为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关心的焦点，因为2002年暑假北京大学“山鹰社”攀登西藏境内的希夏邦玛西峰（7292米）时，5名队员不幸遭遇雪崩遇难，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而7月3日，清华大学环境系三年级学生黄德在贵州省六枝县老王山不幸坠崖遇难，更引发了社会对登山安全的关注。

　　张列列一行之前都是复旦大学登山探险协会的会员。成立于1998年的该协会是上海市第一家大学生户外运动社团。

　　据了解，此行的5人中几乎都有登山经验，但只有林烨焓一人在2003年登顶过海拔5800米的阿尔金山。为了此次登山，从去年3月开始他们就进行了包括5000米到1万米的体能训练、技术训练和登山知识训练，还请了医学院的博士为他们做了专业的医学知识的培养，到达雪山后还要进行两天的适应性训练。

　　对于攀登雪山的风险，队员们表示都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最困难的是说服父母，虽然有包括训练和应急在内的详细的登山计划，他们还是受到了父母的反对。几乎每位队员都费尽了口舌把训练计划、体能情况、雪山的攀登历史和气象资料等向父母反复说明，不知道打了多少包票，才说服父母签下了“生死协议”。

　　复旦大学团委书记王宏舟告诉记者，得知该消息后，学校主动联系到这几位同学，询问他们的意见，表示登山有很大风险，学校不支持这次活动，希望几位同学慎重考虑，但最终这几位同学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最希望他们安全地回来。”

　　据了解，复旦大学和洪博雅、蒋锦霞等人的家长取得了联系，并询问了家长的意见，除个别没有联系上的家长外，其他家长都明确表示反对。

　　6月29日凌晨，登山队抵达拉萨。当天下午，复旦山友登山队队长张列列从中国西藏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措姆手中领到了“登山许可证”。据了解，这次注册的攀登队员有4名，分别是张列列、林烨焓、丁滪、洪博雅。

　　有意思的是，在“登山许可证”上，登山队的注册名称为“上海山友登山队”，而没有带有“复旦”或“复旦大学”的字眼。

　　6月29日晚上，复旦大学的两名代表和5名复旦山友登山队的队员在拉萨一家餐厅见了面，并进行了情况沟通，大家还与西藏圣山登山探险俱乐部一起安排了登山行程，并制订了详细的物资采购计划。复旦大学团委还给予5名登山队员卫星电话配备的费用援助，以便在登山过程中及时沟通情况，给予帮助。

　　6月30日上午，登山队采购了进山物资，包括食用油、醋、午餐肉、垃圾袋等。当天下午，在高山向导旺青、普布顿珠的指导下，登山队在西藏登山学校篮球场上现场演练搭建登山帐篷。

　　依照计划，登山队将争取7月7日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