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这次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人大提交的报告很“厉害”，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揭露违法乱纪的对象不仅仅是地方部门了，一些有权势的中央部门（如原国家计委、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国家电力公司，等）也成为对象，而且从其违法乱纪之数字、情节、影响来说，都是非常恶劣的。

　　应该说，这些有权势的中央部门的领导对中央的精神、中央的重大经济决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中央部委理应成为执行中央政策的表率，然而现实的表现却是带头违纪违法，实在是令人失望、气愤的啊！

　　于是，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即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应该是“政治精英”中的“精英”，“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等政治口号不是在他们嘴上天天讲、日日喊吗？怎么一到具体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了？就以国家电力公司来说，原领导班子违法违规金额高达211亿元，其所涉金额之高、面积之大位列本次审计风暴所公布的所有违法违纪案件之首，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此次审计署所公开的违法违规事实揭开了冰山一角”，难道它仅是总经理高严一个人所为？非也，是“一帮人”、“一伙人”的问题，所以他顺顺当当“出逃”了，所以当过去想查这个系统的腐败问题时一到它那儿就“卡壳”了。想一想，要是没有中组部的“委托”，要是没有审计署2000余人的奋力拼搏，要揭开原领导班子控制下的国家电力公司的黑幕，简直是在做梦。国家电力公司这盆“水”不仅“浑”得很，亦“毒”得很，更是“深”得很哪！它，差不多已经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

　　于是，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社会存在这样一个“严重问题”：漠视中央权威的问题不仅在地方上存在，而且在中央的一些部委中亦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口头上的政治行为”和“现实的具体经济行为”之间的“严重脱节”。他们“口头上的政治行为”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表演手段上的极致”和“表达技巧上的炉火纯青”，譬如“雷厉风行”地学习“三个代表”，时不过夜地学习“十六大”精神和“宪法”，至于反腐败的口号比谁都叫得响、喊得彻底，然而一到他们的“具体的经济行为”，却一个个都像“唐僧西天取经”中的“众妖精”一样，都将国有资产当作“吃上一口就能成仙的唐僧肉”一样，这个用刀割一块，那个用勺挖一块，甚至都有一种“争先恐后”和“迫不及待”，违法乱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还必须指出的是有些部委的违法乱纪的“具体经济行为”决不是“初犯”，而是“一犯再犯的屡犯”，如去年审计了国家林业局挪用和贪污3300多万，这次又查出来国家林业局下面的单位用更恶劣的手段，变更项目来骗取巨款……在这些人眼里哪有什么中央权威啊！所以，强化中央权威的问题决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严峻问题！

　　于是，我突然想到了在我们的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强化中央的权威。这个问题很大，一篇小小的时评是无法将问题回答得清楚的，不过，在这儿我想提出一个个人的“大胆设想”：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今社会，作为强化中央权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狠抓中央部委和省市领导的“具体的经济行为”，尤其是要狠抓中央部委和省市领导的“违法乱纪的具体的经济行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央权威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是不容任何人挑战的。什么原因所致？一是新中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打出来的，功勋卓著，他们本身就具有绝对的个人的人格魅力；二是他们解决了亿万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尤其是解决了工人有工作、农民有地耕这类过去统治者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95%以上的群众绝对“感激”他们，他们的权威有“绝对的群众基础”；三是解放初期的抗美援朝和后来的越南战争，以及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使中国人民真正体验到了做中国人的自豪，人们将屈辱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功劳记在了第一代领导人的身上；四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高度控制：“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停顿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和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更将原来中央的高度权威推到了一个极致……总之，历史的和现实的、自然形成的和运动形成的、正确的和错误的，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央权威（尤其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威）达到了顶峰，在那时对中央权威是谁都不敢阳奉阴违的。

　　我决不是要简单地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度的中央权威现象，亦不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实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现象，而只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施一系列“新政”之后，一些中央的有关部门领导、一些省市的地方要员，利用“文革”后中央权威降低留下来的“后遗症”，利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社会控制弱化的所谓“权力控制断层”，利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完善而留下来的“政策空子”，利用中央向地方放权和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不完善机制”，利用……于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势力抬头了，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独立利益最大化”的“独立要求”抬头了，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出现“诸侯经济”、“条块经济”）的做法抬头了，一些地方省市和一些中央部门敢于对中央精神“层层截留”，敢于对中央政策“曲解规则”，敢于对中央文件下达所谓“补充文件”，敢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改头换面”……他们的手段和做法就等于在说，我就是要向你中央权威“挑战”，你们能将我怎么办？！

　　因此可以这么说，这次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人大报告所暴露出来的令人震惊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些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的领导漠视、无视中央权威的问题。

　　其实，漠视、无视中央权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存在，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开放中有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严肃地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是更严重了，更厉害了。

　　关键是如何强化中央权威？这个问题很复杂，以下的“六个一定要”，是我这次与“审计风暴”相关的一些设想。

　　一定要记住邓小平同志以下这两段话：“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所以这个问题要当大问题来抓。

　　一定要改变过去我们社会在强化中央权威问题上“重思想”和“轻经济”的倾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今社会，作为强化中央权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必须狠抓经济领域中的“离经叛道”现象。

　　一定要像这次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人大报告那样，直面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乱纪问题，腐败问题，敢于暴露问题，承认问题，不仅打地方的“苍蝇”，还要敢打中央部委的“老虎”，将过去不敢涉及的“灯下黑”问题全都拿出来见阳光，一定加大审计的力度。

　　一定要有“坚定的、铁面无私的后续行动”，纪检部门、检察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要“快速跟进”，从现在起形成一个强大的“清算风暴”，决不能犯我们社会过去容易犯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错误。“法”一定要能“责众”，人们看重的是“审计结果的结果”，若是光有“审计的结果”而没有“审计结果的结果”，那么，强化中央的权威仍是一句空话。

　　一定要让媒体全方位地、立体地“跟进”这次“审计风暴”，对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审计报告中暴露的问题，要一个不漏地进行“追踪监督”，查清其来龙去脉，用舆论监督的力量去教育那些应该受教育的人，对此，有关部门一定要“开绿灯”，要给予“优惠政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这也不准那也不准，弄得“监督者”进退两难，甚至使“监督者”变成了“被监督者”。

　　一定要让社会科学的力量介入到这次“审计风暴”中去。这么好的“丰富素材”，这么多的“反面教材”，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怎么能做旁观者？！搞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社会学的有责任、有义务“介入”，从不同的学科去研究、去总结强化中央的权威过程中的“规律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