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

　　7月22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一篇题为《副市长跪向深渊》的文章，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多种违法违纪行为。就是这样曾经飞扬跋扈的地市级的副市长，为了让与他有着诸多的恩 怨纠葛举报人李玉春停止检举他，曾痛哭流涕地跪在李玉春面前，“忏悔”不已。

　　下跪，在中国古代，曾经是作为一种礼节出现过。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下跪，往往成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此关系的重要诠释，具备界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伦理”的特定功能。时至今日，下跪内涵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其背后包含着深深的“求”的要义，是万般无奈时的乞求，是处境艰难中对人生命运的祈求。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民族传统的国度，历史文化沉淀的影响将是历久漫长的。面对下跪，谁也无法抹杀其本身具有的强大的心灵碰撞的力量。这也许就是文化伦理资源的效用表现吧。比如，面对下跪，接受跪拜者，无疑要承载一定的道义压力与感染力。甚至，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下，对一些接受跪拜者来说，跪拜对人起到的效用，可能会比特定的法律制度产生效用还要明显。

　　曾经有一位警察，他就用下跪，化解了一场交通困局。那是在2002年5月24日的中午，在包头市东河区的一个转盘处，发生严重的交通拥堵事件，围观群众多达数百人，使交通顿时陷于瘫痪状态。当地交警温永胜进行了一系列的疏导工作，却毫无效果。于是，他下跪了。跪在人群面前长达10多分钟，惊呆了在场的人们，终于使交通拥堵的现场恢复了正常。

　　警察作为执法者，用其本身的权威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下跪却能解决。有专家认为，这说明当前一些合法性资源在某些事件的环节中作用乏力。显然，警察下跪所凭借的，就是一种根植于传统文化中那种委曲求全的感动力，这种感动力，在特定的环境下，还可能缀加进了诸如责任感和道德感这样的因素，从而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现在，有一位副市长下跪了，通过照片，还是能看得出，他满脸忏悔之色，神情异常沮丧，甚至涕泪横流。这位叫做李信的副市长，面对的也一种困局，那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同样，他也是在对他的举报人采取了种种依附于权力、金钱的手段之后，却未能取得效果的情况下，向他面前这位的“弱者”低头折服，无奈下跪。根据报道，接受跪拜者，也就是那位叫做李玉春的举报人，为副市长的跪拜行为拍照留证，还为这位副市长在跪拜中“呈供”上来的“保证书”、“忏悔书”做技术鉴定，以及从后来这位举报人的表现来看，这样的下跪，在特定时间内，起到的作用是无法抹杀的。

　　警察的下跪和腐败副市长的下跪，前者是为承担责任，后者是为逃脱惩罚。可见，面对下跪，人们必须要明白，谁在下跪，向谁下跪，为何下跪。这实质上都是下跪的方向性问题。下跪本身所附含的道德力量、伦理资源、面子效应无法抹杀。正是基于下跪本身可能取得的效应，我很担心，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多少腐败者上演过有形或无形下跪的插曲，用下跪的姿态，戏剧性的走出了自身的“囚徒困境”呢？

　　要知道，下跪，可能软化一个举报者的决心，也可以让一些原本不愿与腐败分子妥协的心软化下来。我们讲求从制度与法律上对官员进行约束，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人作为“道德人”的特质。我们承认法律制度技术性手段的力量，但是，一些借助于传统资源的道义力量同样不能忽视。也就是说，在建设健康文明的社会进程中，制度资源与伦理资源博弈，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