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卢嵘　实习生　周密

　　■8月3日，昔日的“演出大鳄”、成功地让高雅艺术走向市场的原北京音乐厅总经理钱程，被二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案件暂时落幕，但在转型期的中国文化界引发的震荡和反思却远没有结束

　　短暂而沉重的30分钟

　　如果从被正式批捕的2002年8月29日算起，以钱程失去自由的1013760分钟来衡量，2004年8月3日上午10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钱程终审宣判的30分钟，在时间长度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以钱程的一生来衡量，这30分钟的分量，将沉重到足以扭转他人生的轨迹。

　　这30分钟，简单而又略带神秘。

　　当钱程的亲朋好友和记者们赶到法院门口的时候，法院告知旁听证已经发放完毕——钱程的宣判只设了5个旁听席。钱程的律师当即进入法庭，找到法庭书记员，才让钱程的父母进入法院，而钱程的妹妹钱端只能和记者们守候在法院门口等候消息。

　　相比起冗长的审理过程，宣判的时间很短。

　　钱程——这个北京音乐厅原总经理，曾经在北京演出市场上呼风唤雨，被媒体称为“演出大鳄”的人物——身穿看守所的蓝色背心，清楚地听见审判长宋之愉念出最后定论的8个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原判是今年4月21日，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钱程有期徒刑8年。

　　钱程的父母，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迎着法院门口众人询问的目光走出来时，面色凝重，忧郁而无奈。

　　“钱程经过旁听席的时候，握住了我的手。”曾经是一名教师的钱程的母亲这样描述见到钱程的情景。在这个闷热的早上，可以看得出她尽力在记者面前压抑自己的失望，克制自己的悲伤。每讲几句话，她的嘴唇就会剧烈地颤抖，还要重重地呼吸几下。

　　法庭没有让钱程对这个终审判决发表意见，“整个宣判过程，钱程都很平静”。

　　“这个结果在我们意料之中。三次庭审，两次判决，我们都希望能改变，但是又一直觉得改变不了。”钱端曾经希冀二审宣判能产生一些变化，但奇迹没有发生。

　　钱程的人生是非，从法律这个角度已经明确定性，而且几乎不再有更改的可能。

　　“钱程事件”轨迹和因由

　　在钱程两年多前“神秘失踪”后，充满了诸多问号的“钱程事件”，终于可以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轨迹。

　　2002年4月15日，中国交响乐团团长俞松林约请时任北京音乐厅总经理的钱程去谈音乐厅的消防问题。钱程自此一去不回，后来证实他因涉嫌虚假出资、抽资出逃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

　　2002年8月29日，钱程被正式逮捕，所涉罪名是抽逃注册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

　　2003年7月1日，西城区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所涉罪名变为“职务侵占”一项。

　　2004年4月21日，西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钱程职务侵占77万元，判处钱程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钱程及其辩护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决定上诉。

　　2004年8月3日，北京市一中院驳回钱程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轨迹的起点和终点似乎并不在一条线的两端。钱程是以“涉嫌虚假出资、抽资出逃”引发事端，最后是以“职务侵占罪名”量刑处罚。

　　但在这个轨迹之前，还可以追溯出一如乱麻的多方利益纠葛，而钱程是这个利益矛盾的中心。

　　这些矛盾既有钱程和中国交响乐团合作的矛盾，又有钱程为和国交合作而成立的合资公司内部的矛盾，甚至这些矛盾还交织在一起，贯穿了钱程在高雅艺术走向市场所进行的一系列大胆改革的全过程。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和梳理一下这些矛盾因由。

　　1993年11月，以钱程为总经理的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与北京音乐厅的主管单位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签订了为期十年的承包合同。

　　北京音乐厅当时处于连年亏损的状态，为了能挣点钱，“以副养文”，音乐厅甚至出租场地招聘模特、卖挂历。钱程的承包给音乐厅的经营带来了转机。

　　1996年，中央乐团改组为中国交响乐团，陈佐湟担任艺术总监，他上任后不久就提出，希望能够终止当年的承包合同，收回音乐厅。国交提出的理由是：钱程承包音乐厅是在演出市场非常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音乐厅的承包使国交不能顺利实施乐团艺术生产的计划；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是合资企业，不能承包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单位等等。

　　但在钱程看来，在这些理由之后的真相是：音乐厅收益好了，当初把它当包袱甩掉的主管单位后悔了。

　　从那以后，国交一直没有放弃提前收回音乐厅的想法。

　　2000年，汤沐海入主国交担任艺术总监，由此开始了钱程和国交的短暂蜜月期。汤沐海邀请钱程参与到国交的建设中，钱程被聘为国交的副团长，而学美术出身的钱程也对汤沐海这样的艺术家崇敬不已。不过，汤沐海与国交团长俞松林因为在艺术观念上的不和而最终离开了国交，随后，钱程的副团长也被国交解聘。在这个过程中，钱程被认为始终站在了汤沐海一边。

　　此外，在音乐厅内外装修改造等问题上，钱程与国交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

　　另一个重大矛盾，是钱程和香港人黄家和在为承包北京音乐厅而合资成立的赛洛公司内部发生了纠纷。钱程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个公司，是因为当时的政策不允许私人承包经营像国交这样的文化事业单位。北京音乐厅的承包必须以一个公司的名义来进行。

　　冯志道，一位退休的体育教练，曾经称自己是“赛洛公司董事长黄家和的全权代表”。在钱程出事前，冯几年来都奔走于有关部门，揭露钱程“假股东、假董事、假经理、假承包人独霸音乐厅，侵占外商投资企业全部财产”的真相。

　　按冯志道的说法，承包音乐厅的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假“合资企业”。1993年，在被“隐瞒真相”的情况下，香港城市策略发展有限公司投资，香港人黄家和担任控股赛洛公司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冯志道说，在赛洛公司承包北京音乐厅之后，黄家和却被拒之门外，钱程一人把持全部财产和权力，将法定代表人、董事会、股东排斥在外，“事实上已经把合资企业当作其‘一人公司’，使公司法人权利遭到全面侵害”。钱程“隐瞒企业收入，控制企业财产，致使黄无法支配分文法人财产，不能进行任何收益分配”。

　　2001年5月，黄家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对钱程的民事起诉状，这一案件已进入交换证据阶段，但后来因为钱程被逮捕，本着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没有审理该案。

　　就是在这样矛盾重重中，钱程还是获得了特别的成功。音乐厅演出场次连年攀升，1993年约60场，到1998年，居然演出了510场。

　　与此同时，他在演出市场上找到了“雅俗的结合点”，他推出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聆听经典”等演出，堪称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的典范。

　　1999年钱程又承包了中山公园音乐堂，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地方很快变成了北京的主流文化演出场所。

　　钱程这时萌生了在城市之间组建音乐厅院线、形成规模效应、激活演出市场的计划。2001年底，他跨出北京，与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开始合作。

　　钱程的头衔一度多到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北京音乐厅总经理、中山音乐堂总经理、南京艺术中心总经理、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全国青联委员和北京青联委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这样的重要媒体甚至都有大篇幅文章关注钱程的演出市场，尤其是给高雅艺术以及沉疴在身的国有文化艺术团体带来的新气象。从重要领导到各级媒体甚至视钱程为中国演出市场的开拓性人物，并誉之为“演出大鳄”。

　　似乎一切都在欣欣向荣之中，2002年4月15日，钱程正在向上延伸的人生轨迹突然掉头。公安机关对钱程采取的措施，在当时的社会上和艺术界都引起了很大震动。一些艺术家，如孙道临、乔榛、濮存昕、丁建华等曾联名致信有关领导，指出“钱程对高雅艺术和中国文化的推动是付出了巨大心血和艰苦努力的，也是卓有成绩的，希望有关部门依法办事，使此事得到及时公正的解决”。

　　在某种意义上，钱程在艺术走向市场探索中一些不规范的经营行为，成了利益矛盾冲突的爆发口，也使之最终成为牺牲品。而了解钱程的人都知道，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是当时那种法制不健全、规则意识淡漠的市场导致的，钱的作法当时可能为“潜规则”所默许，但无法在今天面对“明规则”时代也是法治社会的拷问。但这是钱程的错还是时代的错？“这两年对我们一家人而言，是特别困难的日子。”钱程的妹妹钱端回忆说，“我们一直没有被获准去探望我哥哥，我只是在一审时，在法院的走廊上，远远地望着他。”

　　“演出大鳄”的罪与罚

　　在钱程失去自由两年后的今天，很多事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向国交承包北京音乐厅的合同到2003年就已经到期了，国交已经收回音乐厅并进行了大规模装修；比如，赛洛公司合资期限已经过期而没有人再向工商局申请延期；比如，中山音乐堂因为钱程负案早被有关方面终止了钱程的个人承包而收回……

　　北京一中院认定了一审法院的说法，钱程利用经营管理赛洛公司的职务便利，将应由赛洛公司收取的四个单位的包场费共计人民币776720元，转入钱程个人控股的钱程文化公司和钱程艺术公司，用于支付以其妻张青个人名义购买的王府井世纪大厦B513号公寓房款，事实上完成了对赛洛公司四场包场费用的非法侵占，数额巨大，职务侵占罪成立。

　　对此，钱程的律师仍然认为，赛洛公司实质上是钱程个人的公司，成立之初两家股东的出资全部来源于钱程个人，赛洛公司承包北京音乐厅后，只有钱程有权负责其经营管理，因此本案不存在职务侵占罪构成必须的犯罪对象，钱程的涉案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

　　记者曾几次致电联系和钱程屡有矛盾的俞松林，想请他评论“钱程案”的最终结果，但未果。

　　长期致力于揭露钱程“假股东、假董事、假经理、假承包人事实”的冯志道听说判决结果后也表示不满，他认为对钱程的定罪不准，有现在的结果是因为钱程有背景，他还要向上反映。

　　北京音乐厅一位自称被钱程打击报复的老职工得到终审判决结果后，立刻打电话向别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他说：“可给我们出了口恶气。”

　　截然相反的评价

　　到现在，钱程的家人还不知道究竟是谁举报了钱程，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钱程最后不得不付出这样的代价。

　　钱程一位曾在中山音乐堂工作的朋友说，“当初因为怀疑偷税漏税给抓起来，后来一查一点没有，行贿也一点没有，如果真有行贿，有个后台，也不至于有今天。”钱程母亲说：“他不会像人家一样，低头哈腰地认干妈，不会送礼。”

　　原《中国文化报》记者、以《北京音乐厅亮起来》第一个报道钱程文化现象的人张作民也认为，钱程和国交的矛盾说到底就是音乐厅一年赚1000万，40万的租金太少了，但是合同签的是十年，钱程不肯妥协。张作民说，钱程实际上是个“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经营者”。“这个判决对钱程个人损失很大，但损失更大的是中国音乐市场，中国目前高雅音乐市场运作艰难，作为一个文化记者，看到这种状况我非常痛心。”张作民说。

　　在钱程以前的副手徐坚眼中，钱程不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而是个“性情中人”。

　　与此相反的观点也有很多。北京音乐厅的老职工说：“钱程太欺负人了，欺负老百姓。”冯志道说：“他这个人是一假到底，独霸一方，太卑鄙。”

　　现在，钱程曾经经营了8年的北京音乐厅正在修缮中，已经看不出过去白色矩型建筑的模样。工地没有保安守门，不戴安全帽的人可以随便出入。工地一侧的平房里，5位音乐厅的员工在聊天、下棋。据介绍，现在在音乐厅上班的都是钱程承包前就在这里的老职工。

　　对于钱程在音乐厅改革的情况，这些老职工有着完全不同的一番说法。“让钱程承包音乐厅，就是改革的失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职工激动地表示，“北京音乐厅从来没有亏损过，音乐厅从来没有跟部里、团里要过一分钱。钱程说的音乐厅亏损的话绝对是谎言。”

　　“说钱程促进了严肃音乐的繁荣我们完全不赞成，音乐厅始终弘扬严肃音乐，始终是严肃音乐的圣殿，始终是低场租、低票价，严肃音乐需要扶持。钱程是商人，他接管后完全是商业化运作，过去票价最多不过10元、20元，他来后变成几百；场租过去几百，他来后变成几万。”

　　“他还侵害职工的权益，职工的三险一金、双休日、年假都不落实，加夜场演出，12点半下班了，没有任何报酬，还对不合作的职工打击报复。”

　　“他经营得好，是大环境造成的，以前处在高雅音乐的低谷，流行音乐是主流，他来后高雅音乐成了时尚，文化部又出台政策，演出单位演一场补一场，赶上好时候了，钱程有福气。”

　　但是，无论家人、朋友还是恨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是：钱程聪明、能干、肯吃苦、有创新精神。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北京的艺术市场失去了一个开拓式的经营者；另一方面，钱程的人生前程也许到此终止。”钱程的一个朋友惋惜道。

　　“我一直都为他担心，政策没有，担心他这么做行不行，有风险。他说我们思想保守，要这么想就什么也做不成了。”钱程的母亲说，“我一直觉得比别人多的钱一定不能赚，他说像那样就束住了手脚，这超前的思想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虽然我父母为他创业的成就感到骄傲过，但我们等他出来后，真的不希望他再做以前他做的那些事情。”妹妹钱端说。在钱端的记忆里，钱程曾经在一张明信片上写道：“也许我们家的天伦之乐来的比较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