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网消息：被专家称为“国内首例劳工个人对日索赔案”进入起诉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上周，本案代理人曹磊律师将诉状呈递给市律师协会，待天津市律师协会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诉状论证后即正式向法院起诉。本次诉讼崔庆云老人拟索赔160万元人民币，包括劳动报酬109万元人民币和精神损害赔偿金50万元两部分。

　　据屈玉林律师介绍，崔庆云一案经新报连续追踪报道后，市司法局刘广炬局长亲自对此案作出批示，要求代理人务必把案件做好，同时鼓励律师大胆地走上日本法庭。此前，针对律师代理某一案件由局长做出批示提出要求，是从来没有过的。负责协助本案操作的市律师协会还要求代理人，只要崔案有新的发展就立即报告他们。本次递交的起诉书，一旦在市律师协会组织的由律师、学者组成的专家团面前获得通过，崔案代理人便正式到法院进行起诉。

　　崔庆云手中那份足以证明日方企业侵权行为的“劳工证”，使得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普遍对案件前景乐观。但屈玉林律师却持谨慎态度，他认为，“案件没有最终结果之前，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除非到领取了赔偿款那一天，我们才敢说做了一件漂亮案子，才能说给崔老讨回了说法。”

　　专家眼中的崔庆云案

　　个人对日诉讼以前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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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增，副研究员，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硕士研究生。中国保钓联合会会长。

　　上世纪90年代，童增提出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理论，以此撰写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万言书，引起了国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奠基人”。

　　国内首例劳工个人索赔案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奠基人”童增认为：“目前劳工对日索赔，以集体诉讼为主，很少有个人独自起诉的，崔庆云老人拟自己一人起诉，可看做是国内首例劳工个人索赔案。”

　　建议崔案在国内起诉

　　童增说：“中国民间对日诉讼都是在日本开庭，适用日本法律，这就注定原告在地点、法律体系上均处于劣势。中国律师应该争取把对日民间索赔的官司搬回国内打，崔案的代理律师更应该尝试。当年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地点是在中国，更何况，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遗弃的毒气弹仍在危害中国人的生命。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管辖权，现在缺少的就是中国法院对此类案件做出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

　　对日民间索赔意义重大

　　尽管对日民间索赔之路十分艰难，许多勇敢站出来的中国受害者在诉讼的过程中陆续故去，但童增依然对民间索赔的前景表示乐观，他认为：“对日民间索赔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这便是对日民间索赔的又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

　　此举有助于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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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岩，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已故著名国际法学家、国际私法家李浩培先生之女)，曾任职设在非洲卢旺达的联合国国际法庭。

　　凌岩教授并不否认童增把崔案定性为“国内首例劳工个人对日索赔案”。她说，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只要是受害劳工都可依法向致害企业提起索赔诉讼。当然，个人索赔相对集体索赔更加困难。天津的这位劳工敢迎难而上，从某种角度上表明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正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由个人提起诉讼既为个人索赔，又争取民族、国家的尊严，这种变化是可喜的，并且将越来越多。

　　今年7月份，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研讨会”。研讨会上，首次对外公布了中国外交部对十届人大二次会议21位代表联名提出的第5402号提案的《答复》(外办函字[2004]201号)，该答复是第一次以外交部公文形式肯定了遗弃化学武器、慰安妇、强征劳工以及细菌战、毒气战等战争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与日方进行的索赔诉讼行动。《答复》称，这些行动“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也对端正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凌岩教授认为，这是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一个好消息，将有助于推动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发展。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最终胜利必须依托政府力量，只能是建立在中日两国政府外交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