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8月22日，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伟人之———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的伟大功绩、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扬。这位与20世纪同行的历史伟人，与20世纪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湖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20世纪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荆楚大地都出现过这位伟人的身影。

　　一

　　1927年6月，正当历史的转折关头，23岁的邓小平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到湖北。他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在这里改名邓小平。7月15日汪精卫政变以后，邓小平即参与筹备后来被称为八七会议的中央紧急会议。他们选定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一幢西式小楼作为会场。邓小平提前进入会场安排、接待，后来又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位伟大人物就在这里第一次握手。八七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1987年7月，邓小平重游故地，来到八七会址纪念馆视察。回首往事，浮想联翩，心情极不平静。后来，他又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1947年8月，当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湖北的时候，历史又处在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在这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的时候，面对全国战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不待敌之重点进攻被粉碎，不待我之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组织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于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受命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南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经略中原。陈（赓）谢（富治）太岳兵团和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主力则为左右两军随后跟进，实施两翼牵制。刘邓所部十二万大军一夜之间突破号称东方马其诺的黄河防线，随即实施无后方千里跃进，于8月27日抵达大别山区，开始与数倍于己之敌逐鹿中原。

　　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即发出《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于是，部队一面实施战略展开，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刘邓大军相继取得新县、黄安（今红安）、宋埠、柳子巷、李家集、张家店等战斗胜利，连续攻克舒城、庐江、桐城、潜山、广济、英山、望江等县城及武穴重镇。10月下旬，又在蕲春高山铺地区设伏，全歼敌四十师和五十二师八十二旅1.26万余人，取得进入大别山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和艰苦工作，刘邓大军开辟了鄂豫、皖西两个解放区，建立了8个地委、33个县的民主政权，组建了3万地方武装，创建了以大别山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的根据地。至此，战略展开胜利完成，共产党在大别山站住了脚跟。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俯瞰中原，直接威胁蒋家王朝心脏。蒋介石决意以所谓“总力战”与共产党争夺中原，立即调集33个旅的兵力全面围攻大别山。为粉碎敌军围攻，刘邓首长决定将野战军司令部分成前后两个指挥所，邓小平主动要求率“前指”在大别山内线指挥作战，刘伯承率“后指”转入外线，指挥更大规模的战略展开。邓小平带着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敌向外、我向外，敌向内、我亦向外”的方针，将敌人牵到外线，以小部牵敌大部，以大部寻机歼敌小部，与敌人转起圈子。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斗争，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共歼敌1.1万人，收复10余座县城，沉重地打击了围攻大别山的敌人。在指挥反围攻的同时，邓小平还用很大精力纠正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失误，创造了新区建设新的成功经验。当他以中原局书记名义将情况报告中央以后，毛泽东迅速将报告转发各地，盛赞“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要求“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在这次更大规模的战略展开中，刘邓大军又相继开辟了桐柏、江汉两个解放区。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经四个月内外配合积极作战，共歼敌19.5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创建了横跨长江、淮河、汉水的新的中原解放区，把南线敌军总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调动和吸引到中原战场，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他说：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曾经多次来到湖北，除参加在湖北举行的中央会议以外，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80年7月。一年半以前，在邓小平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最伟大的历史转折。半年前，邓小平又提出80年代中国应做的三件大事，其核心就是加紧经济建设。邓小平历来重视经济建设，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自然更加关注这个关系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根本问题。

　　邓小平这次视察湖北的第一站是长江三峡。兴建三峡工程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举足轻重，却长期以来众说纷纭。邓小平曾多次听取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和意见的汇报，但一直没有表态。他要到三峡实地考察以后再作决定。

　　7月11日，邓小平在视察四川以后，乘船顺江而下，考察长江三峡。他一边观察山势水情，一边询问水利专家，还耐心听取陪同考察的湖北、四川两省负责人的意见。在西陵峡，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后来，他又下船来到葛洲坝工地，参观工程电动模型，视察施工中的2号船闸、二江电站厂房和三江防淤堤，询问施工中的一些情况。

　　到达武汉以后，邓小平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从北京召来，专门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有关三峡工程问题的汇报。他认为：三峡工程对长江的航运影响并不大，对生态的影响也不大，但对防洪所起的作用却很大，发电效益也很大。最后，邓小平发表结论性意见：“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

　　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正是这个表态，加快了三峡工程的论证进程及各项准备工作。11年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4年后，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3年后，三峡工程第二期工程建成蓄水通航发电。

　　讨论完三峡的问题，邓小平于7月16日来到武钢。此前，他已经两次到这里视察。1958年12月13日，邓小平和陈毅一道第一次来到武钢，在参观1号高炉出铁时，向工人们提出了“多建几座大高炉”的希望。1973年12月，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武钢，盛赞仅用137天就建成4号高炉的建设施工“是钢铁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指出“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但是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

　　这一次三进钢城，邓小平要视察投产的一米七轧机生产情况。他先后视察了第二炼钢厂、冷轧薄板厂、硅钢片厂和热轧钢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是从日本和原联邦德国引进的成套设备。有一个技术难题很久没有解决，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到这个问题。当武钢负责人告诉他这一难关已被攻破时，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这位负责人还汇报了企业的困难，希望扩大企业自主权，给武钢外贸权。邓小平没有表态，但听得很仔细。不久，武钢在冶金系统首先获得外贸权，走上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道路。

　　6天以后，也就是7月22日，邓小平从武汉乘火车来到十堰，视察第二汽车制造厂。十堰是一座围绕二汽专业厂配套建设的集镇群式新兴城市。二汽的厂址选在十堰，就是邓小平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后确定的。当有同志提到这件事时，邓小平说：“当时中央决定修建襄渝铁路，二汽理应摆在襄渝线上。”

　　二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兴建，后来几经挫折，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生机。二汽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了二汽1978年扭亏转盈、1979年盈利6760万元、1980年预计盈利超过1亿元的情况。邓小平一边高兴地听着，一边满意地频频点头。

　　改革开放以后，二汽率先在全国组织跨省、区的联营公司。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他说：“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厂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已有13个国家60批外国客人来二汽参观，都对二汽给予好评。当二汽负责人说到这些外国客人从二汽的建设看到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气魄和能力的时候，邓小平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应当有这样的信心。”

　　邓小平考察了二汽的铸造厂、发动机厂、锻造厂、总装厂。他对二汽的生产感到满意，更对二汽注重培养青年干部感到高兴。他多次讲到：二汽注意培养青年干部，很好。有个副厂长，还有个分厂的副书记，都很年轻，又有多年的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再加以培养，进进党校，或者放到另外的工作岗位再锻炼一下，为什么不可以？看到我们党有人才，有干部，很高兴。

　　离开十堰，邓小平又来到丹江口。在视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以后，结束了这次长达12天的湖北之行。

　　邓小平最后一次到湖北是1992年1月18日。这时，经过国际风云急剧变化和国内政治风波之后，党内外有人对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仍然存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处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始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南方之行。湖北成为他这次视察南方的第一站。

　　在武昌火车站，邓小平接见了湖北省委的三位负责人。谈话中，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左”的言论和表现，明确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谆谆告诫几位负责人，“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能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说，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说，中国的事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在谈到培养青年干部时，他说：“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要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他语重心长地对几位负责人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邓小平道别登车。几位负责人热情挽留，邓小平说：“等你们更发展了，我一定会再来的。”邓小平期望并相信湖北这块红色的土地，一定能够发展得快些更快些！湖北人民没有辜负老人的殷切希望。这次谈话以后，荆楚大地再度掀起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湖北经济很快出现加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三

　　20世纪湖北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湖北实现了历史上最快速的发展，由贫穷落后的旧湖北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新湖北。以邓小平为重要成员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是湖北胜利实现社会变革和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几个重要历史关头在湖北的活动，则对推动湖北历史前进起到了直接的重大作用。

　　邓小平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参与筹备并参加的八七会议，作出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向土地革命战争的重大决策。中共湖北省委遵照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相继组织秋收起义、年关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与邻省党组织一道先后创建了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鄂豫边、湘鄂川黔、鄂豫陕等6块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在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与刘伯承一起率领大军，从内线转向外线，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开辟了包括湖北大部分地区的中原解放区，为夺取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开创湖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来到湖北对三峡、葛洲坝和武钢、二汽的视察，不但极大地推动了这些重点工程和大型企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湖北全省工作重点进一步向经济建设中心的转移，促进了湖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邓小平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在武昌的谈话，则使湖北广大干部群众又一次视野大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步履更加坚定。在这次谈话鼓舞下，湖北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很快出现新的气象。从1992年起，湖北经济加速发展。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赶上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随后几年又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6－4.1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提前5年实现了原定的200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是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除此之外，他还留给我们另一种宝贵财富，这就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崇高品格和风范。这种品格风范的很多方面都从他在湖北的活动中体现出来。“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在湖北的活动差不多都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以他那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务实的作风、过人的胆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品格和风范，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来源于他对客观实际的全面把握，来源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娴熟运用，更来源于他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邓小平始终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在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为了严肃纪律，维护群众利益，曾下令对一名违犯群众纪律的副连长给予严厉制裁。他在考察三峡时说，事关重大，作出决策要审慎，利弊得失要悉心权衡，要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负责。他视察南方在武昌提出的衡量事情正确与否的三条主要标准，归根到底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感人肺腑的名言，深刻地揭示了他在湖北活动乃至他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的深层动因。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这位20世纪的历史伟人，就是要坚持他创立的光辉理论———邓小平理论，继承他开创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要做到这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水平，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