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

　　——美国历史学家、《死亡工厂》一书作者谢尔顿·H·哈里斯

　　王选，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父母给她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她长大以后能够很好地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

　　王选比窗台高一点儿的时候，一天，在上海市高等法院担任法官的父亲看着窗外，给她讲述了40年代鬼子在他的家乡浙江义乌崇山村实施的细菌战。多少年之后，她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讲起叔叔因感染鼠疫受尽折磨死去时那痛苦而恐怖的神情。

　　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到崇山村插队。和乡亲们一起生活的4年间她深深地感到，战争虽然已经远去，但“杀人工厂”制造的鼠疫给这里造成的环境灾难、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却没有被时间磨平。

　　看到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装不知道

　　1973年，王选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学习英语，1976年毕业后回到义乌中学当英语教师。1984年调到杭州外语学校任教。1987年留学日本，两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1994年4月，在日本的一家公司担任中国商务研究员的王选回到阔别多年的崇山村探亲。堂叔告诉她，半个世纪前日军制造的那场鼠疫还在祸及子孙，他们已经以民间的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要求战争赔偿，日本民间已经来人调查过了。

　　父亲讲述的13岁就被鼠疫夺去生命的小叔叔临死前的悲惨情景又在王选的脑海中闪现。她觉得应该参与这件事，因为乡亲们没有与日本人交流的能力。那次回国，是王选从事侵华日军细菌战调查工作的起点。

　　1995年8月3日，本打算赴美深造的王选在日本的一张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在中国黑龙江省召开的第一届日本“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和平运动活动家森正孝和松井英介报告了在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调查“731”部队细菌战引起的鼠疫流行造成的损害，3个村民代表村民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王选怦然心动——3个都是熟悉的名字，其中之一是自己的堂叔。

　　从这天起，王选选择了另一种人生：为那些不知名的同胞讨回公道和尊严。

　　王选给报社打电话，请他们帮助和森正孝、松井英介取得联系。几经辗转，王选终于和他们通了电话：“我是崇山村人，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有义务，我将尽最大力量协助你们调查……”

　　王选放弃了留学美国的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的工作。12月，她与森正孝组织的日本市民调查团，到义乌市崇山村调查取证，组织诉讼。

　　村民们的回忆使她仿佛看见了当年的噩梦：

　　1942年，一架日军飞机低低地飞过崇山村，十几天后，村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396个村民痛苦地死去，这其中包括王选父辈的八位亲人，有的人家的全家人都死光了。当时，村里人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不久，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村民骗到寺庙、拖到野地进行活体解剖；他们还扒开新坟，把刚死者的内脏取出来，或是把手臂、大腿砍了，或是把淋巴部分割了……

　　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森正孝从1980年开始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他的调查结果曾震惊日本。王选从他那里得知1644部队的卫生兵、负责看押做实验用的中国人的老兵松本博吐露的真相：他亲眼目睹将6个中国人扒光衣服，然后给他们注射不同的细菌，塞进一米见方的笼子，用他们的身体培养细菌。食物从笼子下面塞进去，粪便也从那里排出。一个多月后，人快不行了，拖出来化验；没有利用价值了，切断大腿动脉，插上橡皮管接血，用来制造细菌武器。为了把血抽尽，用脚踩压被试验者的心脏，一直踩到血管冒出气泡为止。血流没了，躯体还在不停地痉挛。长官命令他们，“要利用到最后一滴血”。采完血把人扔进旁边的焚尸炉烧掉。他负责看管的那个房间，平均一个星期就死一个中国人。在他当兵的一年零九个月中，从未停止过。

　　之后，她又曾被一幅照片震撼了：3个戴着脚镣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被围绑在一棵树上，他们显然不知道被送到“731”部队意味着什么，但似乎意识到了这是一条不归路。中间那个健康的男孩目光中流露出的恐惧、无助和绝望，让60年后看到那个瞬间的王选，在乘新干线回家的3个小时的途中不住地流泪……

　　王选是这样的人：看到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装不知道。

　　这只是“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那个恶魔一手策划的“要中国快速亡国灭种”的细菌战的冰山一角。王选要调查清楚细菌战的冰山有多大。

　　“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是人！”

　　当年殃及中国近20个省的细菌战（新疆、西藏、青海幸免）使数百万中国人受害，战后日本政府一直将真相掖着藏着。对于这种可耻、卑鄙的行径，王选总是如骨鲠在喉。她发誓，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1996年12月，王选与松井英介等日本和平人士在美国的国际会议上报告崇山村的细菌战调查，并发表演讲，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已经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是人！”

　　王选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全世界知道：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这个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王选吹响了寻找和揭露细菌战真相、讨回中国受害者尊严和人权的号角。

　　王选提出，诉讼的关键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搞清到底有多少受害人、受害范围有多大，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利用事实阻止日本某些人篡改历史、掩盖真相、重蹈覆辙。

　　只有实证性的证据才能让法官确信细菌战曾使中国人受害。王选运用在日本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缜密地调查取证。她为国内志愿参与调查的离退休老同志制作了详细的调查表——死难人姓名、性别、年龄、死亡时间、见证人与申报人关系，不敢有半点出入。

　　她马不停蹄地走访受害地，寻找受害者，跑遍了大江南北……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和深入，一幅幅悲惨的细菌战图景出现在王选的眼前: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飞机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12月，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衢州的鼠疫向相邻的义乌市区传播，从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至少有230人死亡，同时在崇山村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103人死亡。鼠疫还从义乌市传播到东阳，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至少有113人死亡。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宁波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1月到同年12月，这一地区的细菌战受害者至少有109人。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1941年11月至1945年1月，常德市细菌战死亡人数至少达到7643人。1942年8月，日军将混入霍乱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发鼠疫流行。1942年8月，江山城区和农村的蔡家山、七里桥等地至少100人死亡。为预防鼠疫，浙江省义乌市（县）现在每年还要抓1000只老鼠验血，因为仍有老鼠被检测出抗体阳性。

　　1997年，乡亲们见喝了洋墨水的王选办事有条有理、踏踏实实，一致推举她担任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1997年8月11日，在日本许多坚持正义的团体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1999年原告增加到180名）第一次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1998年2月16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第一次开庭，王选当庭陈述：“这场审判是在审判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国家犯罪之一，是在审判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残虐行为。这场审判将在举世关注之中，越过法庭，越过海洋，越过国境，越过时代，产生影响。所有与这场审判有关的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起什么样的作用，都将在历史上产生意义，在历史上留下来，受到历史的检验。”

　　此后，王选30多次走上日本法庭，数十次往返中日之间，数十次到农村调查，还到美国、加拿大、英国收集资料，办展览，发表演讲，联络媒体，身心疲惫，耗尽百万家财，在上海买的那个“家”，到现在还是毛坯房……

　　“中国人的事情，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做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后援团”，王选的丈夫赵善灵名片上印的两行字，表明他是王选背后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动力的坚强支柱。令王选慰藉的是她的事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许多学者、律师纷纷参与细菌战的调查、诉讼，但她仍感到力量单薄：全国细菌战的调查还很不平衡，家中堆积如山的日文、英文的日军细菌战材料等待翻译……

　　2000年，王选和两位留日的学人与黑龙江省社科院的一位学者共同翻译了国际公认的研究“731”的权威、美国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谢尔顿·H·哈里斯的多年研究日本细菌战犯罪的成果——《死亡工厂》一书。该书揭露了“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这一损招儿的出笼始末，细菌战的始作俑者石井四郎策划的细菌战使中国近20个省的数百万平民百姓受害的丑恶史实，“731部队”的来龙去脉，以及细菌战被掩盖的背景和揭露的意义。哈里斯在他专为中国读者写的中文版序中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细菌）武器的国家。”中国是日本细菌战和毒气战计划最大的受害国，至少12000个中国人被用作活人试验和活体解剖；远东战犯法庭先后审判了5700多名日本战犯，但由于美日的交易，罪大恶极的石井四郎和所有日本细菌战专家逃避了审判……哈里斯担忧的是“今天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犯下的罪。更严重的是，这种对于过去历史的无知，使得危险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又在日本抬头。”

　　共同的志向，友好的合作，正直、率真、执著的人品和性格使王选与哈里斯结下了真挚的情谊。这情谊，导致了哈里斯2002年3月的中国细菌战调查之行。这是战后美国学者第一次到中国调查细菌战，使得细菌战真相在国际社会的传播范围扩大，传播速度加快。

　　哈里斯教授对王选发自内心的评价让人震撼：“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她是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她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正义的嘹亮的号角……”

　　2002年，王选根据20世纪70年代至今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公开发表的有关研究和专著，挖掘整理出的79名日军细菌战医学战犯、罪犯的名单上了新华网、人民网：“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战后曾担任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731”部队的长友浪男，战后曾任日本北海道副知事；“731”部队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顺一，战后曾任日本防卫厅主任研究员；1644部队防疫研究室的村田良介，曾任日本厚生省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现为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第六任副所长和第七任所长；“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战后曾任日本京都府医科大学校长……这些作为医学者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在战后的日本各行业包括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研究机构、教育界、学术界、企业，曾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王选认为，这些本该受到严厉惩处的战犯逍遥法外而且发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战后日本的社会构成和“历史问题”的源远流长与根深蒂固。

　　和时间赛跑

　　一审持续了5年。这期间，有的受害原告去世了，更多的七八十岁的受害证人正在面临同样的死不瞑目的境遇。自1998年起诉，180个原告中已有1／6的人去世了。风烛残年的老人意志再坚强，也抵抗不了自然法则，况且有的老人还一直遭受细菌战带给他们的生理、心理重创的折磨。

　　原告方的重要证据是原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记的内容。井本的日记记载了日军19401942年数次细菌战的作战计划、准备、实行以及战果等。日本防卫厅资料室至今拒绝重新公开此日记。

　　原“731”部队以及其他细菌部队的1万多名官兵中作证的仅有30人左右。日军战败撤退前，“731”部队长石井四郎规定了“三不”（不准说出去；不准担任公职；不准互相联系），这是许多原“731”老兵不敢出证的一个原因。有位老兵竟为那种兽行开脱：“人体解剖是对医学和人类的贡献。”60年过去了，原“731”部队老兵愈来愈少，调查取证十分急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方又常会以“别难为我”为由拒绝。由于时间紧迫，王选和日本律师加快了寻找“731”老兵的脚步。她说：“我们必须和时间赛跑。”她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抢救历史是当务之急。但令她遗憾的是回应寥寥……“正义不会总是孤独”的信念激励她默默前行。她不敢懈怠，也没工夫叹息。因为时间是日本政府的杀手锏。

　　在王选和日本律师的努力下，一些日本老兵走出心灵的阴影，公开了参加细菌战的事实。

　　筱冢良雄是这场诉讼中出庭作证的“731”部队老兵之一。他回忆：“我第一次到中国时才16岁。1939年5月12日，作为‘731’部队的少年兵，我来到哈尔滨，但是没人告诉我到底来做什么。不听、不看、不问，就是这支细菌战部队铁的原则。后来，我一直在参与制造一种厉害的细菌。从1942年11月开始，在‘口号栋’的7栋和8栋中使用鼠疫菌进行过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目的是要确认自己制作的细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进而培育更毒的细菌——主要是鼠疫菌。用来作为实验材料的，是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抓来的抗日分子。我们往活人体内注入富含细菌的血清，然后把得病将死的人活活解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剖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那是一个充满智慧、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在刷洗他的身体时，我的手脚都在哆嗦。我是闭着眼睛刷完他的脸的。”

　　听完这段证词，王选悲愤交加：如果这么严重的罪恶都可以一笔轻轻抹掉，这么可耻的罪恶竟不为世人所知，这么凶残的施恶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还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么！还要人类的文明做什么！

　　还历史本来面目

　　2003年9月，王选到美国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查阅日军侵华期间实施细菌战的资料，为下一阶段诉讼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在代表受害的中国民众与日本政府打官司前，她曾有一个留学英语国家的打算，可一打官司，这个计划无法实现了，但她无怨无悔：圆180个受害者的正义、尊严、人权梦，比圆个人的留学梦更有意义。

　　时间有限，要查的资料太多，此行又是受人资助，她一是节约，二是抓紧：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饭菜，每天瘦弱的她背着大包从旅馆到档案馆徒步50分钟往返，有一段时间与如约而至搜集资料的日本电视资深导演近藤昭二共住一个套间，近藤昭二睡床上，王选睡地上。近藤昭二向王选传授了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卷帙浩繁的档案中查找细菌战资料的方法，使她获益匪浅。近藤昭二研究细菌战20多年，被学术界称为“‘731’部队的百科全书”，《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ＣＤ盘是他10年调查的成果，是“731”部队细菌战最基本的资料，目前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段被掩盖的罪恶历史被近藤昭二制成ＣＤ盘，对全世界了解和研究日军细菌武器的历史是项一劳永逸的工作。去年12月，她花了2万多元从日本背回6套。

　　档案馆解密不久的大量二战日军暴行的档案吸引了许多亚洲学者，可在那些天查档的中国人只有她一个。一同查档的有十几位日本学者和五六位韩国学者，双休日来查档的日本学者更多。他们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他们中的几个研究组包下了复印机、扫描仪。他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用心让王选感慨万千……为什么美国能把这段历史整理得这麽清楚、完整？日本的学者对细菌战的历史调查工作比我们做得多？而很多国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是断裂的？王选黯然。有人说王选这样做很傻。王选不以为然：“我觉得傻得很值。如果一个国家连几个傻得想了解并调查自己国家历史的人都没有，那我们活着跟无头苍蝇有什麽区别！”“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认清形势，首先要认清对方然后还要认清自己，这样才能够制定正确的策略，才能判断自己做的对不对。我觉得对我们中国来说，最紧迫的是把历史调查清楚。”她不止一次地重复：她和细菌战的其他调查者们不是“仇日”，是为了把历史调查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既是后人的责任，也是利用事实阻止有人篡改历史，重蹈覆辙。只有对历史和现实采取负责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作深刻反省，才能解开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死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日友好。

　　那些天王选在这个汇集了二战侵华日军细菌战最多档案的3层楼里，悉心查阅刚公开的二战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英文、日文文字、影像资料，不放过任何与“731”部队有关的内容……她发现了常德细菌战的报告，还找到了云南、江西、南京、上海的细菌战资料。凡是细菌战资料的她来得及找的都找了，光《日军战争犯罪索引》就复印了1000多页。她努力每天多看点、多写点、多复印点，可她一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有限。查档时她一路小跑，管理员说馆内不许跑步，可是不跑时间不够……查档，办展览，演讲，会见媒体，王选忙得不亦乐乎，但规定的时间里要干的事还是没有干完，不得不打延期……回到上海，王选很快把《日军战争犯罪索引》复印3套分别赠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历史系，把近藤昭二的《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介绍给新闻界和部分学者。南京的一位历史学者赴美查档前用半个月时间通览了《日军战争犯罪索引》，仔细作了摘引。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后，很快查到了想查的档案，节省了近1个月的时间。

　　日本政府一直拒绝公开资料并且拒不承认细菌战的罪行，这种态度在王选和与她并肩作战的日本、中国和平人士的努力下才有点儿松动：2003年9月30日下午，细菌战诉讼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第二次开庭。向法庭10月1日，王选与来参加开庭的浙江原告与声援人士、日本国会议员、律师辩护团、声援团体等向日本防卫厅有关部门官员敦促日本政府早日公开有关细菌战资料。有关官员公开承诺：将以每3个月整理出500件资料的速度对外公布。而他们在1997年向防卫厅要求提供细菌战资料时，防卫厅称没有细菌战的资料。

　　历史的本来面目正一点点地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