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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风险意识及其现实意义(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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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8月16日15:11 来源：北方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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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中，有一个重要认识历来不大为人们所关注，这就是风险意识。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之后，在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之后，我们在面对诸多挑战时，一方面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备感对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风险要有清醒的认识。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温他的有关著述，我们深切体会到他的风险意识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只要搞改革开放，就会有风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关键在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伊始，直到南方谈话，邓小平反复提醒我们注意前进道路上的风险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的一次关于贯彻经济工作调整方针的座谈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大家对经济问题看法不同这一情况提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此后，只要提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时，只要谈及出台新的重大政策时，他都要谈到注意风险问题。直到南方谈话中，他还多次提出风险问题，认为办什么事都要“冒点风险”，谁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在邓小平看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但改革开放最后一定能成功。他在1985年3月会见外国客人时说：“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在经历了一些风险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大确定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邓小平一方面相信“按照这些方针政策搞下去，会获得成功”；同时也看到,“也还有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既看到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事”，又坚信改革开放的目标“可以实现，可以完成”，这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判断。
为了使改革开放取得成功，邓小平认为，在预见到和已经看到改革开放的风险时，要有不怕风险、沉着应对风险的良好状态。他明确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正因为如此，每到关键时刻，邓小平都能沉着应对风险，及时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方针和政策，使党和国家完全地渡过难关。当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动乱时，他对全党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要“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请辞中央军委主席的信中再次表明了对待风险和困难的沉稳心态：“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
邓小平把不怕风险和沉着应对风险的原则概括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他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和“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同时，要“走一步，看一步”，“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注重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是为了防止一切错误，而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而少走弯路、少犯大错误，从而有利于应对风险，把风险控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之内。在邓小平来看，“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也属于前进路上的风险和困难，这都是难免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步不前，改革开放要坚持推进下去。所以，对待前进路上的风险，“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持有较强的风险意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风险二字在党的领导人讲话中和党的重要文献中时常出现，如“市场风险”、“自然风险”、“金融风险”、“风险责任”等等，这表明我们已经把风险意识具体化。江泽民同志多次在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无论遇到什么风险，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决心都不动摇；我们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都要以是否经得起各种风险的考验为一个基本要求；我们在前进的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风险和风波，因此一定要居安思危，奋发图强。进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强调全党同志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同时通过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使我们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有效地规避风险，少犯错误，胜利地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风险意识还不很强，不注重、不善于总结改革开放中的经验教训，重复犯错误的情况还很多，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2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搞活开放带来的一些消极东西影响人民，因而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
邓小平在思考改革开放中的风险问题时，除了对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有比较多的论述外，还分别对各种具体工作中的风险问题做过论述，并对其中比较重要的风险有专门的论述。这些论述在今天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时，由于中国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备，加上我们缺乏经验，合作双方均觉得存在较大的风险。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中外的经济合作，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首先的一条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胆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子更快一些。”在谈到物价改革时，邓小平更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另一方面，“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权衡利弊，他坚定地指出：“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催生出来的证券、股市等新事物可能会带来的风险问题，邓小平仍然持有相同的态度：“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历史已经证明，由于有较好的心理准备和对策准备，无论是中外经济合作，还是物价改革，或是发展证券市场，都取得了成功。
在看到改革开放中敢冒风险并因此会取得成功的同时，也能看到改革开放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消极因素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并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最大风险，这是邓小平风险意识最重要的部分，也正是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战略家的英明之处。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
“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在一次会见外宾时，他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事实上，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不仅那些在旧社会大量存在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遏制甚至被消灭了的消极因素又沉渣泛起，而且伴随着开放的扩大，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腐朽生活方式大举涌入国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许多消极因素与市场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令人不安的是，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宏伟事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为数不少的人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这些消极因素的俘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长大的一代青年，由于缺少必要的历史对比和理性分辨能力，极易接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有这些，难免让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忧心忡忡。
邓小平不仅十分敏锐地看到改革开放的这个最大风险之所在，而且非常及时地提出了应对之策。他在回答外国客人提出的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些消极现象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在谈到“最大风险”时，他重申“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按照邓小平的思路，物质文明建设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精神文明建设解决发展中的失误问题。
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搞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搞精神文明建设时，总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都归入精神文明建设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越来越感到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一方面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同时也认为政治体制不能照抄照搬：“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苏联的政治体制“也不是很成功的”。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我国的政治体制。这里虽然没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但实际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既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也属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间的经验教训时则把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精神污染、克服腐败现象等放在一起讨论，并明确讲道：“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实践证明，虽然当时在概念上并没有区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但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办法，对于解决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现象，都是十分有效的。
为了应对改革开放中的最大风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着邓小平提出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一点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一个完整的表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无疑是对邓小平风险意识的新发展，对我们应对改革开放中的最大风险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
3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只要我们搞好党的建设，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各种风险，最终要靠深化改革开放来抵御和化解。从根本上说，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改革总要触动和变更既有的利益格局，从而引发相应的社会风险。这种风险只有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较快增长的情况下，才会得到控制和化解。因此，在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风险时，或预见到某项改革有可能带来相应风险时，邓小平都把是否具有相应的物质条件或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作为抵御风险的依据。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初期，部分城市出现居民抢购现象时，邓小平即敏锐地看到，“因为物资比较多，群众一看，又稳定下来了。”到1988年全面推进物价改革时，邓小平则比较欣慰地看到：改革开放“这十年来中国有了可喜的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强”。他认为，只要保持这十年来的发展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由此他得出结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抵御改革开放中的风险并不仅仅在于物质条件，还需要有更为根本的政治条件。邓小平反复谈到冒点风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时，都是以我们具有良好的政治条件为依据的。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明确指出：“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政治条件是不会出问题的。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机构和工作人员都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有鉴于此，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特别提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千秋大业来考虑的。在邓小平心中，选好接班人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充满感情地提出：“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直到在南方谈话中，他仍然把这个问题放到重要位置，认为对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为此，他提出了“关键在人”的著名论断，清醒而尖锐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从而充分阐明了培养好的年轻人接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建设当做“新的伟大工程”加以设计和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认识，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实践措施，使党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此后，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和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多次强调把“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要求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根据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作为党要解决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一提出来，更加具有现实性。与之相适应，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党的建设的规范文件，使党的建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从而使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有了根本保证。
综上所述，在认识风险、抵御风险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看到，一方面，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使我们抵御风险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加强；另一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以及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党处在一种全新的历史方位，要达到“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这个要求，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再次学习邓小平关于风险的一系列精辟论述，联系党的十六大报告结尾的一段话：“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邓小平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的理论思维，从而更加坚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自觉性。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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