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孔寒冰报道 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代中期，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曾有过一段“蜜月”。但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两国关系开始不和谐起来。其原因除了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之外，最主要的是中苏两党由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而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定上意见相左。中共认为苏共从1956年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义道路并且想把它的修正主义路线推行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共认为中共恪守教条主义，搞左倾冒进。因此，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发生分歧、展开争论，到最后进行公开论战。

　　论战的场所不仅有莫斯科和北京，还有布加勒斯特；论战的方式不仅是面对面的争吵，还有相互文笔讨伐。与一般的理论争论不同，这场争论中的主角是中苏两党的主要领导人。就中共而言，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之外，最重要的参与者就是邓小平了。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中共中央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说：“他多次率领导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评价毫不为过。单是邓小平率团到在莫斯科与苏共领导发生面对面的争论，就有四次。第一次（1960年9月）率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第二次（1960年10月）率中共代表团参加26国党决议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第三次（1960年11月）与刘少奇一起率代表团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第四次（1963年7月）率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会谈。除此之外，1956年2月与朱德一起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1956年10月与刘少奇一起率团与苏共商讨东欧局势，1957年11月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参加莫斯科会议期间，邓小平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苏共领导人进行了争论。

　　这些清楚地显示了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不同寻常的地位和作用。1989年5月，邓小平告诉来华访问的戈尔巴乔夫：“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下面记载的便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时间：1960年9月17－22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

　　在1960年6月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向其它兄弟党散发了一份《通知书》，指责中共在和平共处、裁军、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观点，并且说中共违背《莫斯科宣言》精神。9月10日，邓小平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要他将中共的一封《答复书》转交给苏共中央。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阐述了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看法，对苏共攻击中共的观点逐一加以批判。接着，在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的说和下，中苏两党于当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邓小平和彭真为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在会谈中，邓小平多次发言反驳苏共方面的攻击。他指出：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苏共敌我不分、认敌为友；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上，苏共搞大党主义，要各兄弟党都要听它的指挥。他明确地告诉苏共领导人：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协议，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是，中国人绝不会屈服的。

　　1960年10月1－22日，26国党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

　　9月中苏两党会谈结束时，双方同意于同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26国党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继续协商。于是，刚刚回国没几天的邓小平又率中共代表团来到苏联。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说：由于各国条件和情况不同，如果不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善于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是不可能使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因此，不能认为，只有某一个党，才能对马列主义有所贡献，马列主义不属于某一具党。在邓小平带领的中共代表团的坚持下，苏共提交的决议草案被反复修改。会议最后决定把修改过的稿子和争论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起提交给11月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工人代表会议。

　　1960年11－12月，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中共代表团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率领。虽然共有81个共产党参加，但唱主角的却是中苏两党，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针对赫鲁晓夫在开幕式的发言，邓小平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作了回应。他特别提出：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突然袭击的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还是苏共。

　　中苏论战过去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对这一重大事件、也对自己在这过程中的表现进行了评价：“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坦荡和胸怀，敢于承担，善于总结，这些或许是邓小平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