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岚

　　记录几代报人七十多年酸甜苦辣的新民报——新民晚报史出版了。书名还是借用那句唐诗：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我们办报旨趣所在。

　　编纂报史，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原定计划是在创刊七十周年的1999年出版的（新民晚报的前身和母本新民报，1929年创刊于南京），但史稿反复讨论，反复修改；一再推翻，重起炉灶，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的第三年还出不来。老领导退位，新领导上任。报社的人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替旧人”，老人愈来愈少，新人愈来愈多。报社工作千头万绪，日日夜夜都像打仗一样。大家每天要为新闻而忙，历史是旧闻，可以放一放。为此，对修史一事，有余暇顾及的固然很少，感兴趣的人不多。

　　要说不重视修史，也不尽然。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1949年就亲自撰写了第一篇报史《二十年之回顾与前瞻》。1986年陈铭德又邀集解放前的新民报老伙计——五个地方版的总编辑分别写了回忆录，次年出了一本《新民报春秋》。这本报史说完全又不完全，因为五个地方版、八个日晚报中，只有上海版的晚报，解放后还存在，其余四社七报都已先后停刊。上海的一篇，理应由社长赵超构执笔，但他对修史立传之类、特别涉及他本人的事，一向退避三舍。重庆出版社催索甚急，只好由我对付了一篇。当时一无资料，二来也不及征求意见，赵超构抱病过过目，就匆匆寄发。这篇稿子1986年，曾在内部印了一本小册子《新民晚报四十年》，作为参考资料。那一年是“文革”后复刊第五年。报社新同志多了，阔别十多年，社会上新读者来查报史的也多。有此一册，我想是很需要的。然而不然，我发现新人对于历史并不在意；老人则看法不一，见解纷纭。如果开会讨论，可能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意见。

　　修史的难处，当然远不止于此。我自知不是修史之材，而且也已七老八十，下定决心不再过问。1985年报社为编纂报史作准备，设立了新闻研究室。由当时还在任上的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束纫秋同志主持其事。参加工作的有老报人梁维栋、李仲源、缪隽、丁贤才、孙式正等，都是退休返聘的老同志。虽然他们也征集了一些资料，但平日又要研究版面、阅评好稿，报史实际上并没有正式上马。1995、1996两年中，梁、李两位先后病逝，力量大为削弱。

　　1992年，在丁法章同志主持下开始了新民晚报复刊后的第二个发展时期；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报业蓬勃发展。前后三次扩版，并且向海外发行。古人有“盛世修史”之说，但一个报社兴旺发达盛况空前的日子，恐怕不大会想到修史。直到1998年新民晚报与文汇报联合成立报业集团的前夕，冷场已久的修史锣鼓才敲响。

　　这一次，工作步骤真是加快了。先由丁贤才、孙式正、缪隽三位在半年期限内分阶段写出了初稿。但意见不一，搁置了一年。第二稿由文艺记者林伟平补充改写；因为他与蒋丽萍刚写过一本陈铭德、邓季惺的传记，对报社历史情况有所了解。第二稿写了近一年，出来，自然还得大家看看，——开会讨论——征求意见——领导审读——作出决定……意见不止是十条八条。自然，要补充的地方还是很多。又搁置了一年。

　　“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最后我还是被套住，还得参与收拾这近似“烂尾楼”工程。2000年，已离开新民晚报到报业集团任职的丁法章“临去秋波”，央我接手报史“抢救”工作。他说：“你在报社最久，再不接手，没有人了。”到这份上，我能坐视不顾么？从2000年开始，改弦更张，重新编修，还拉来唐宁补写了一些章节。对我来说，只是“修缮”，名曰总纂。到2004年初报史五十万字，总算改定付印。屈指算来又三年了。至此，我要代表所有修史同人道声：前辈先生们，新进的同志们，我们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