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邓小平不仅顺应了历史，而且用他特有的智慧推动了历史，当他于1997年去世时，中国比184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接近于民族复兴的目标

　　马克

　　如果以中国国力在世界的位次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画一条曲线，我们将发现这条曲线在邓小平时代画出了一道止跌回升的陡峭轨迹———邓小平去世时，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六位并且继续向前迈进，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接近了民族复兴的目标。

　　1904年，当邓小平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宋代以后即开始缓慢下滑的中国几乎到达其衰落的谷底。8年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带来了昙花一现的希望和兴奋，但中国随即陷入了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国的国势跌到了秦统一以来的最低点。

　　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日本人自1931年开始的入侵和不间断的国内战争使其从未真正获得过建设国家的机会。

　　因此，当生机勃勃的共产党人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其寄予厚望，“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回响。

　　“救亡图存”、“变法图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两大心结，无论历史存在多少偶然性，谁能为这两个问题提供让人民信服的答案，谁就能够赢得政权。

　　从1949年到1957年，新生的共和国却仅仅经历了8年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便陷入了持续20年的政治动荡。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中国。思想上，造神运动使得蒙昧主义盛行；政治上，“四人帮”的残余有待排除，而相当一部分干部在知识上和能力上已经无法胜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经济上，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使粮食产量二十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却增加了一半。在城市，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但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处于短缺状态，而几百万下乡青年又在回城的同时变成了失业者。

　　邓小平时代的序幕是从1978年春天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这次理论交锋以“凡是派”的失败而告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最终得到确立，这奠定了改革的理论基础。

　　有人将他的方法论总结为“三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灯论，不争论，少说多做，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跑步走，遇到绿灯快步走。他自己则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邓小平提出了他的治国纲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有着丰富内涵的纲领成为党的基本路线，使得邓小平和他主导的改革拥有足够的空间。

　　为了给改革路线奠定干部基础和人才基础，邓小平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乃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论断。

　　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WTO和经济全球化。

　　事实上，在197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对二十年后的历史作出预言，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的智慧和胆魄在于：不断地顺应历史，不失时机地将改革向纵深推进。

　　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一个中心，两个坚持”，为此，他在1992年以88岁高龄南巡广东，并强调：“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这次南巡中，邓小平留下了他最后的遗产，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判断工作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0年代末，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进行了20年之后，中国已经重新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一个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国家，尽管存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贫富悬殊等问题。

　　毫无疑问，在邓小平留下的诸多问题中，最棘手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6年，邓就直截了当地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虽然历史没有给邓小平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却为后来者解决这一问题留下了丰富的思路。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明了“一国两制”，这些划时代的创举是对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佳诠释。没有这些创举，中国就打不破种种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

　　而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的理论依据，正是邓小平在不同时期反复提到的两句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86年9月，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邓小平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

　　的确，在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更好地使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说，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成就的全部秘密，就是邓小平将创造财富的权力还给了人民，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深深地刻着两个字：人民。正如他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法文版序言中写到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政治家，邓小平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并留下了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政治遗产———邓小平理论。

　　同时，涵盖政治与经济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框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往前推进的基础。

　　他的继任者从未停止对邓小平理论内涵的丰富。

　　2001年，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发展包括私营企业家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讲话中详细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11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了党章，半年后，写入了宪法。

　　2003年10月，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又一次丰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执政框架，丰富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稿源：南方周末)(作者：马克)(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