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又回到了母报，应邀参加新民晚报复刊20周年座谈会。说实在的，我的心情更为激奋。因为我和其他今天应邀到会的目前不直接在晚报工作的同仁一样，尽管暂别晚报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尽管我们还同属一个单位，在同一座大楼里办公，但以这样的形式，同现在晚报的领导和同仁一道，共话晚报事业，畅谈发展前景，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因此，我们都像回娘家一样感到亲切，感到温暖。可以说，无论是今天到会的还是没有到会的曾经在晚报工作过的同仁，都有深深的晚报情结，对晚报都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眷恋，都深藏一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而且，这种感情绝对是质朴的、原创的，发自内心的，拿我来说，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在晚报工作的岁月，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值得记忆、最难以忘怀的一段历程。1988年2月，我到新民晚报任职，时年47岁；1998年6月，我调集团工作，年近58岁，在晚报度过了10年半的时间。这是我走出校门，踏上社会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常言说：“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外国谚语说：“四十而成熟，五十而智慧”。虽然，我离这样的人生境界还相距甚远，但这样的人生年华总是植根于晚报的沃土，连贯着晚报的血脉。

　　——我经历了晚报历史上超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晚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凝结着三代报人的心血和汗水，书写了70余年的不朽篇章。因此可以说，每个时期晚报都有骄人的业绩，每位晚报同仁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从1989年到1998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民晚报进入了一个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时期。这里，我们只要列举几个数字就可以了：经过1992年7月、1996年1月、1998年1月的三次扩版，新民晚报由四开8版扩为四开32版；报刊数量从1报1刊扩展为4报3刊；晚报发行量从122万份增加到176万份（最多时达185.6万份）广告额从1400万元增加到7.3亿元，利润从1100万元增加到3.2亿元，固定资产从4200万元增加到14亿元。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想，参与晚报这一时期改革与发展的每一位同仁，对此都会感同身受的。

　　——晚报这个舞台，这所学校，使我学到了不少、懂得了不少，也感悟到不少。在家里，父母哺育我成长，有养育之恩，终生为报；在学校，老师辛勤浇灌，有栽培之恩，师恩难忘；但真正学会尽责社会、服务人民的本领的，还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我任职过四家报社，从教过一所大学，对我教育最深、帮助最大的，当属新民晚报。大家知道，1988年初，市委调我到新民晚报担任赵超老和老束的副手时，大树底下好乘凉，日子还比较好过。但1989年年初，我主持晚报工作后，其各方面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我深知自己没有多大能耐，惟有全身心投入，由于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凭借着晚报老树新芽的好舞台，聚集着一批好同伴，再加上老同志的传帮带，晚报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期间，尽管我付出很多，但也有不少长进。通过深化新闻改革，推动办报实践，我进一步端正了对宣传规律与新闻规律、对上负责对下负责、坚持方向与注意方法、反映客观与改造主观、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各种关系的认识。在学习做领导工作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对一把手如何在出点子、用干部、带队伍上下功夫，在抓脑子、抓稿子、抓票子上见成效，也有了不少领悟。这对我是比什么都要珍贵的收获，是终生受益不尽的财富。

　　我想，在座的每位同仁，都可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角度诉说自己在晚报工作中的苦和乐，对晚报这个大家庭的情和爱。正因为这样，无论是晚报离退休的老同志，还是服从工作需要，听从组织安排到集团工作的晚报同仁，都十分关注晚报事业的发展。对晚报的每一项成功变革，我们都会受到鼓舞；对晚报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我们都会为之高兴。对晚报的每一次夺冠胜利，我们都备感荣耀。当然，对晚报在前进道路上所碰到的新情况、新课题，乃至暂时出现的挫折，我们也会和晚报同仁一样感到焦虑，感到寝食不宁。

　　以上这一番话，按理应该在三年前暂别晚报时诉说，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今天也算是一次补课，好在这与晚报复刊20周年座谈会上的主题并不游离，更何况这代表了目前在集团工作的不少晚报同仁的心情，希望母报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