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伴严克伦已辞世16个春秋了。16年来，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无时不在我的眼前浮现，一刻也挥之不去。

　　1988年8月30日的北戴河，正值秋高气爽，但对我来讲却是寒彻心骨的黑色日子。克伦时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他落下了许多伤病，特别是那动乱岁月给他身心造成的伤害，使他百病缠身。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我也随同陪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天，他因糖尿病合并症发作猝然去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悲不能抑，仿佛是天塌下来一般，顿感失去了依靠，精神濒临崩溃，心像一片枯萎的落叶，向着无底的深渊飘去……

　　克伦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永寿县，他把自己的终生奉献给了陕西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九·一八”事变时，克伦在西安高中读书，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组织游行示威，贴标语、撒传单、搞讲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由于他工作积极，表现突出，1932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安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西安临时市委书记、西安中心市委组织部长等职。后受上级党组织派遣，到杨虎城部警备二旅六团做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为迎接中原突围部队回边区，他率领部队深入敌后，在麟游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威慑和牵制了敌人，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后来他任西府工委副书记，为解放陕西、积极发展关中国统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做出了突出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任咸阳地委书记兼咸阳军分区政委，后任陕西省委秘书长、书记处书记，长期分管财贸、组织、纪检和司法等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获得“解放”，经党中央任命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我和克伦是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的，相互的支持鼓励加深了感情，彼此之间的体谅理解奠定了爱的基石。我俩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相互搀扶着度过了几番风雨、几多磨难，可谓是松梅之情，弥久愈坚。

　　我和克伦是经时任咸阳军分区司令员、后调往北京工作的李平同志介绍，于1953年在北京相识。克伦当时40岁出头，将近1米8的魁梧身材，仪表堂堂，谈吐不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着鸿雁往来，我们相互间更加深了了解，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他为人的坦荡实在、处事的周到稳重，都渐渐使我产生了爱慕之情，感觉到一个人为了革命可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值得尊敬；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计个人得失，值得信赖；工作敢于负责，做事坚持原则，待人谦逊，律己严谨，靠得住。但做朋友容易论婚嫁难。一想到他工作在大西北，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街上尘土飞扬，晴天一身土，雨天满身泥，而我当时活跃在首都舞台上，正值艺术生涯的上升期，放下舒适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发展前途到黄土高原，思想上摇摆不定。克伦知道我情绪波动后给我回了一封信，他一往情深地写到：“你是个归国华侨，为了追求进步，毅然抛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环境，投奔祖国的游击区，参加革命，又入了党，是革命的共同目标使我们走到一起的，这个大前提定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如你一时难以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不愿离开北京，这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总之，感情问题不能勉强，我尊重你的意见，如果你能找到比我更好的终身伴侣，我永远祝你幸福。”捧读着他的来信，如同捧着一颗滚烫的心，多么质朴的感情，多么真切的表白，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仿佛看见这个西北大汉迈着坚实的步伐，从遥远的地方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我的心中，难道由于地域的差别，条件的优劣去割舍我们之间的感情吗？于是，我从冷漠到炙热，从动摇到坚定。我不能只顾眼前的生活而造成感情上的终生遗憾，对于这样实心实意待我的人，我还能说什么呢？有缘千里来相会，在他的热情邀请下，我来到了西安这个既陌生、又充满神秘感的古城。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时期，领导同志的生活非常简朴，克伦作为省委秘书长就住在建国路雍村省委机关附近，虽然条件并不太好，总还过得去，宿舍里有客厅、台灯、电扇、电话、沙发，还带一个小卫生间，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克伦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周到地照顾我，悉心地陪伴我，游历名胜古迹，品尝陕西风味。我们一块散步，一同游泳，周末，他还带我到人民大厦参加舞会，他很拿手的是慢四步，跳得温文尔雅。我们谈人生，谈信念，谈各自的爱好和生活情趣，共同的理想把我们连到了一起。这次相处虽然短暂，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相爱了。第二年夏天，我到西安和他结为伴侣。婚后，克伦带我拜访了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德生同志诙谐地说：一个土包子，一个洋包子，土洋能结合得好吗？克伦答道：“不怕，我会对苏文做统战工作。”在共同生活的30多年里，我们相亲相爱，取长补短，更多的是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敬业奉献精神、实事求是作风和诚信待人品质，是他激励着我拼搏向前，取得了一点让我无悔的个人成就。

　　1956年秋，我生了第一个女儿小文，产假期满后，我便将孩子留在西安回到了北京。冬天，我回西安探亲时，看见朝思暮想的小宝贝不是我想象中的小天使，而是一个头戴虎头帽，脚登虎头鞋，身穿大红大绿花布棉袄，小脸冻得像个小红苹果，两只小手也冻肿了，活像个山里孩子。她竟也眼巴巴地盯着我这个陌生人。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小宝贝文文，不知是母爱、怜悯还是心痛，一时竟紧紧地抱着孩子嚎啕大哭起来。那时，工作纪律很严格，假期刚满，我不得不放下嗷嗷待哺的女儿，匆匆地奔回北京。刚回来不久，我又接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是当时的邻居省妇联主任海涛写信告诉的，由于保姆不小心，文文的手又被热水袋烫伤了。我一下子懵了，孩子无人照顾，两地奔波的疲惫，家庭分居的不便，种种烦心之事这时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使人心碎。我便与克伦协商，准备调往西安，而克伦却说西安条件有限，与北京无法比，要我慎重考虑，三思而行。为了不影响克伦的工作，我毅然调到西安。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团团圆圆的家。

　　克伦以他那特有的男子汉的博大胸怀，无怨无悔的情愫和超乎常人的宽容，为我和孩子们支撑起一片绿荫，无论外面是刮风下雨，还是天灾人祸，我们这个家庭始终充溢着温馨和甜美，而且，愈是遭受磨难，家庭愈是坚固。“文化大革命”期间，克伦被打成走资派，关押在建国路73号，无论他在里面受多少折磨打骂，总是把屈辱咽在肚里，从不向家人吐露，怕我们牵挂。后来我也被下放到眉县农村劳动改造。大女儿10岁上小学四年级，二女儿上二年级，小女儿才5岁多，那时她们已被撵出家门，姊妹仨蜷缩在一小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相依为命，饱受世态炎凉。三个孩子有时走在大街上，就有人向她们丢石块、打棍子，骂她们是“狗崽子”，受尽了欺侮。克伦出狱后，闻知此事，伤心落泪，总感到是自己拖累了家庭，让孩子们小小年纪就饱受如此非人遭遇，全然忘记自己的悲惨逆境，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几十年的共同生活，我深知克伦是一个顾大家而舍小家的人，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工作就是他最大的嗜好。他时刻关心着别人的疾苦、冷暖，而往往淡漠的却是他自己，我从心眼里疼爱他、敬佩他。1985年初，我作为副团长兼艺术指导，以中国艺术团的名义，率《仿唐乐舞》赴日本作商业性演出，合同订了30场。这期间，克伦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由于突发心脏病，组织上将他送到301医院动手术，装心脏起搏器。当时的省长李庆伟经北京出访日本，到医院看望克伦时说：我到日本将苏文叫回来照顾你。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克伦坚决谢绝。在东京我见到了来看望演出团的李庆伟省长时，他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克伦有病住院的消息。等我完成演出任务回到北京时，组织上才告诉我克伦因病住在301医院。当我提心吊胆地踏进病房时，看到克伦精神状况还好，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我埋怨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该怎么办！他却毫不在意地笑着对我说：“你有任务在身，又在国外，怎么能影响你的工作呢？我们的女儿荣荣整天在我身边，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看到小女儿细心地照料着爸爸，使他那么开心，我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

　　克伦对我的感情不仅体现在生活上的关爱，更主要的是对我工作毫无保留的支持；对孩子们不仅关怀备至，更注重她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他自己也从不搞家长作风，每遇分歧就开家庭民主生活会商量解决的意见，使我们的家庭浸润着浓郁的亲情和欢愉。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常为了一个新剧目的创作或者到外省演出，多则一年半载，少则三两个月，这期间，孩子的教育、生活等家务全交给了克伦。一个大男人，既要忙于繁重的政务，又要拉扯孩子，其中的窘况，可想而知。这使我十分感动和歉疚。我老盼着自己退休后，一定要加倍报答他对我的关心、支持和爱护。谁知老天竟不长眼，让克伦走得那样早，那样急促，他还没有离职休息过一天，我也没来得及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尽好一个妻子的责任。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心痛不已。

　　克伦既是我生活的好老伴，也是我人生的好老师。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党的事业忠贞不二，对人民的利益关注如一，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都很强，严格要求我和孩子们，从不以权谋私。我自1958年从北京调至西安，一直到离休，工资改革之前的20多年里，没有涨过一级工资。因为我在北京的级别较西安的同事高一些，每次调级，克伦都说服动员我把有限的名额让给级别低、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志。克伦也从不允许孩子们打着他的旗号办事，不允许乘坐他的公务车、搞特殊化。正是在克伦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们的孩子个个都健康成长，不靠家，不仗势，自谋出路，自食其力，工作都非常出色。

　　克伦长期患病，但他科学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健康，坚持锻炼，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我因医疗事故，造成左下肢瘫痪，一遇天气变化，病情加重，剧痛难忍。在克伦的鼓舞下，我也坚持科学锻炼，持之以恒。十几年来，我总感到冥冥之中，克伦时刻在我的身边影响着我，呵护着我，激励着我，要我坚持、坚持再坚持。人生多么美好。今天的太阳与昨天的不同，明天的太阳会更亮更红。我要珍惜每一天，快乐每一天，争取看到小康社会到来的这一天。

　　克伦有着高尚的情操和人格魅力。他去世后，西安举行了一千多人参加的骨灰安放仪式，同志们为失去一位好同志、好领导、好朋友而痛惜，一幅幅挽联，一个个花圈、花篮，寄托了同志们对他无尽的哀思。他工作过的咸阳、商洛、延安的同志用“德高望重”来评价他的一生，原省纪委书记罗文治对克伦的评价是“高风亮节，两袖清风”，与克伦有着半个多世纪生死之交的原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吕剑人在回忆克伦同志的文章中，称“他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模范，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维护真理的模范。”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在提到克伦时满怀深情地说：“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像严克伦这样的同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是个很好的同志。”

　　克伦，我们永远怀念您！

　　（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