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1978年至1999年　　

　　从平反开始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页。这次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隆重举行的。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　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认真纠正以前的“左”的错误，提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到这个时候为止，《新民晚报》已经被迫停刊十二年。

　　自从1967年2月张春桥、王洪文“批示”下达，报社封门之后，《新民晚报》干部、职工当时虽然还有大小班子之分，还有革命群众、“牛鬼蛇神”之别；革命群众中也还有派别之争，实际上已是被“一锅端”，走向“斗、批、散”。开始两年，还在工、军宣队率领下先后去市郊虹桥、松江农村和市政建设工地、水泥预制件厂、针织厂、杨树浦码头装卸区等地劳动，1969年10月起已分批遣散，以各种名义下放或另行分配工作。 1970年转入奉贤海滨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又实行所谓“四个面向”，风流云散。留在“五七干校”的人愈来愈少，到1973、1974年间，大约已不足十人，大多是当时经过“清理阶级队伍”的审查、定案，被认为情况比较复杂、难以向外单位输送的人员。蹲“五七干校”三年的人被称为“老三冬”，呆了四年至五年左右的，人称“老牛”。因为原单位已撤销，工军宣队基本上已撤走，而革命群众也已纷纷离散，各自另觅枝栖，剩下一小撮“最后的鬼族”，如同判了无期徒刑，最后，因新闻出版“五七干校”的校舍另有他用，这些人才得以陆续回城。

　　从1976年3月起，全国各大城市人民群众自发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借以反对“四人帮”政治阴谋。悼念活动到4月初形成高潮，4月5日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上百万人。不是开会，只是沉默，只是愤怒，只是对“四人帮”暴政表示无声的抗议。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献悼词、献诗、献花圈、戴小白花，悼念人民的好总理。这一活动经“四人帮”构陷，当即被宣布为以邓小平为“黑后台”的“反革命事件”，导致中央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至此，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天怒人怨，这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波及京津的大地震。“四人帮”倒行逆施，继续发动了全国性的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三株大毒草”（注）。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基本结束。

　　冰化雪消，全国人民盼来了春回大地、万物昭苏的日子。

　　但百废待兴，乍暖还寒，许多事情都还是举步维艰。风流云散十多年的《新民晚报》干部、职工，虽然早已没有了窝，但读者群众没有忘记这张报纸。“新民夜报，夜饭吃饱，看了觉，明朝起早。”十多年前唱遍上海街头巷尾的民谣，又有人唱起来。老读者遇见报社的人，总是探问：“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了，《新民晚报》为啥还不出来?”有的老编辑，“文革”期间当了多年牛鬼蛇神，每逢国定节日，按规定都要到居民委员会“群众专政小组”去“挂号”，接受管制。“专政小组”的人一听是《新民晚报》的编辑，就划不清“敌我界限”了，立刻温言相待，还悄悄地说：“有没有旧报纸?能不能借两本《新民晚报》合订本来看看?”这是社会基层群众的要求，也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赵超构这时已年过七十，1978年后由于逐步落实政策，已从辞海编辑室的资料员成为新成立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束纫秋“解放”之后也派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工作，此时已担任辞书出版社支部副书记，后任党组书记兼社长、总编辑。不久，又被加上了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职衔，分管旧版《辞海》修订、出版工作；赵超构则当上了出版局顾问。赵超构虽然一再对人声明：“不想再办报了，杂文也不敢再写了，我待在这个小花园里，感觉还不错，何必再去自讨苦吃。”但老报人们拉他和束纫秋参加的“十老会”，谈谈对复刊的憧憬，他还是乐意参加的。 60年代以后，他和这些朋友久已没有这样的“文酒之会”了。

　　束纫秋也有难言之隐。他是党的干部，得听从组织安排。既已分配在出版部门工作，自不能由他出面去要求《新民晚报》复刊。如今又见赵超构态度消极，更不便走在头上。至于报社原来的干部、职工，都还是希望他驾轻就熟，回报社去的。

　　处境不一，而愿望相同的人们，都想到了唐大郎。这位在解放前就活跃于小报界的老报人，与夏衍素有旧谊，解放初期是夏衍叫他出来办《亦报》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之后，又是夏衍叫他“加盟”《新民晚报》。“文革”十年，大家都是所谓“黑线人物”，夏衍被诬为“二流堂”的“黑后台”，唐大郎成了“二流堂上海分号伙计”。如今《新民晚报》能不能复刊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作为报社老朋友老领导的夏衍，于公于私都不能坐视不顾。大家认为，转个弯，由唐大郎以私人名义给夏衍写封信去，请他俟机向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反映大家的迫切愿望，可能比在原来的体制内层层请示报告有效。

　　一部分原先的编辑记者，也在设法“上访”。赵在漠、赵有余、钱章标、李为华等几位停刊时的年轻记者，以晚报老职工的名义写了一封申诉信，想请唐大郎联络在北京的夏衍，能将信转呈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要求为《新民晚报》平反并希望复刊。 1979年春节前夕，赵在漠怀揣着这封信，跑到辞书出版社，请示在那里工作的老社长。赵超构对复刊并不抱希望，但对老部下呼吁为晚报平反是支持的。看完信，他提笔作了几处修改。还说，你们找唐大郎是找对人了，他同夏公很熟，这样送上去，是保险能送到的。

　　唐大郎写给夏衍的第一次信，原是试探口气。其时夏衍已是中国文联主席，他将信送给当时由中央组织部长转任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胡进行了圈阅，表示“放在心上了”。与此同时，周光楣等老同志也不约而同地给胡耀邦写了一封要求复刊的信，也请夏衍转呈。夏衍再将信送达时，胡耀邦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当即批交上海市委处理。这个关键性的批示，为《新民晚报》的彻底平反起到了促进作用。

　　1979年4月，束纫秋这位老总编和原报社党组书记，依照组织程序，亲笔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委的报告，要求为《新民晚报》彻底平反。报告陈说：“新民晚报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宣传任务，发挥了应有作用，起到良好效果。在办报实践中，摸索和积累了一套办好晚报的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报告还针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残酷迫害报社干部、群众的情况，讲述了《新民晚报》被迫停刊的经过，对“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新民晚报》的种种罪名予以驳斥，强调：在《新民晚报》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里“没有走资派，没有叛徒，没有牛鬼蛇神；‘文革’中强加给前社长赵超构，前党组书记、总编辑束纫秋和许多老报人的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请求市委为受迫害的《新民晚报》平反，为报纸和有关人员恢复名誉，落实政策。

　　新民报人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79年6月7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的全市宣传干部大会上，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代表市委宣布：为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封资修黑报的《新民晚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说，《新民晚报》是党领导下的一张社会主义报纸，“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方向路线基本正确，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强加给《新民晚报》及其广大职工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上海的各大媒体，《解放日报》、《文汇报》、电台、电视台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可惜，在传达信息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唐大郎，最终未能看到这一幕。短短几个月中，他就因病去世了。夏衍亲自为这位老朋友写了悼词。尚未复刊的新民晚报出面举行了追悼会，上海文化界人士300多位出席，赵超构致悼词。

　　注：指邓小平的《论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