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内乱中被迫停刊的《新民晚报》，筹备复刊时面前出现了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编辑记者队伍青黄不接，严重程度已近乎唱“空城计”。晚报是一张“老报纸”，老报人也多。工作人员“老龄化”的问题，“文革”前不是没有注意到，但问题还不致如此突出，只有到了80年代初期，报纸面临复刊的日子，大家才发现：原有的人马，老的老了，散的散了，死的死了，剩下的“老军”虽然还有几个，但可以回来工作的已经不多。

　　原来办晚报的老哥儿们已所剩无几，将来接办的是些什么人呢?难以预料。

　　赵超构心事怔忡，经常拄着拐杖沉思这个问题。如果说赵超构考虑得较多的是“软件”的话，束纫秋在软件之外，更看到迫在眉睫的问题：一切“硬件”都已付阙如。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报纸停了十五年，“人去楼空”，连楼也没了。报社大楼，机器设备、图书资料，早已被别人接收，而且转了几次手。展现在他眼前的，好像是一片“废墟”。四大皆空，真有点“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苍凉之感。

　　束纫秋在解放前虽然是吃银行饭出身，但他爱好文学创作，还参加了地下党，做党的工作。接手复刊筹备工作前不久，他刚刚参加完1979年版的《辞海》编纂工作。《辞海》在1980年1月如期出版，并在同年3月获得了国家奖。束纫秋多次说，复刊成败的关键是怎样变“四大皆空”为“五子登科”?何谓“五子”?

　　班子、房子、票子、路子、点子是也。班子指人才，房子指社址，票子指经费，路子指编辑方针，点子是编辑部日常工作，包括选题、组织采访，指导写作、编辑和版面处理等等。前三子是硬件，后二子属于软件。他这个譬喻，与赵超构的譬喻一样，都很形象化。

　　“五子”之中，最难解决的首先是班子问题。班子包括报社各级领导干部的配置和编辑记者、经营管理人员、印刷技工三支队伍的重建。

　　经过“文革”十年，报社老职工逝世的占了四分之一。姚苏凤是1977年因脑溢血逝世的。程大千1978年偶患小恙，得了败血症，病殁医院。唐大郎是个乐天派，听束纫秋说报纸要复刊，要请他参加，非常兴奋，还说：“给我摆只台子在那儿吧!”不料得了食道癌，于1980年一病不起。这三位的去世，都已是“文革”之后，复刊前夕。此外，如体育记者冯小秀等都已在“文革”中作古。健在的人，大部分已过，或临近离退休年龄。复刊这年，社长赵超构已73岁、束纫秋63岁，一些当年的“白袍小将”都已是“知天命”的年纪。报纸工作紧张，是脑力加体力的重劳动，这样一些老迈和半老的人是难以适应的。由于“四人帮”的长期迫害，生活艰苦，许多人未老先衰，体弱多病，确已不能胜任报纸工作。但不少人依然强烈盼望早日回“娘家”，纷纷给老社长写来热情洋溢的请战信，表示要回来参战，为晚报复刊出力。在业务干部中，也有人觉得“新闻工作这碗饭难吃”，或另有高就，不愿再回报社。而有些人是“造反派”、“打、砸、抢”英雄，也不能让他们回来闹派性，惹是生非……束纫秋考虑很久，对老晚报人的回来定下一个原则：全心全意办报的人让他们回来；对报纸起作用的人请他们回来；作用不大、工作已有安排的人可不来；搞派性的人尽可能少来。市委为《新民晚报》复刊行文各部、委、办、区、县、局等有关部门，要求他们同意报社调所需人员回原单位工作，同时也请他们协助恢复《新民晚报》的通讯员网，支持老通讯员再为《新民晚报》写稿。但到1980年底和1981年初来报到的不过五六十人。这也造成复刊初期人员年龄偏大的情况。1980年底和1981年初，编辑记者、经营管理、印刷工人，60岁上下的有相当一批人，70岁以上也有几位，中层干部一般年过半百；编委会平均年龄超过了62岁。

　　为支持晚报的复刊筹备工作，市委宣传部在1980年7月，将上海戏剧学院两名应届毕业生俞亮鑫和唐宁分配到了《新民晚报》，暂时“寄放”在赵超构、束纫秋工作的辞书出版社。当时大学生分配和用人制度十分严密，两名新兵到位被许多老晚报职工看作市委宣传部支持复刊的一个信号。

　　1981年初，市委调派支援《西藏日报》工作十五年回沪的任荣魁参加《新民晚报》复刊筹备工作。任荣魁是山东肥城人，14岁参加革命，曾在解放区的山东大学艺术系学习，60年代在上海电影局工作，创办《上海电影》和《大众电影》杂志，任编辑部主任。1966年支援西藏建设，曾任《西藏日报》副总编辑，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多年。到新民晚报不久，就被选为临时党支部书记，立即参加“前线指挥”。复刊后担任副总编辑，先后分管新闻编辑部和经理部。复刊筹备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房子，也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没有报社社址，无处可搭班子，连筹备小组也没有地方办公。

　　《新民晚报》原社址，如前文所述，在上海北京东路东头的圆明园路。那里原先是早年英商怡和洋行储藏鸦片等货物的仓库。这幢可以听到黄浦江上汽笛声的三层红砖墙老式洋房，是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上海《新民报》晚刊就是1946年在这里创刊的。当年这里一楼是机印车间和食堂，二楼是编辑部、管理部、排字车间。发展到60年代，又在三楼租到半个楼面，把编辑部里的政法、经济、文艺、体育、群众工作等组搬了上去，使办公条件稍有改善。到了“文革”，《新民晚报》的这块发祥地，先是被《工人造反报》占领，后又划给黄浦区工人业余大学。业大改为工业大学分校，房屋还是没有归还原主。虽经市委批示：“此处房屋应归还新民晚报社”，但对方表示确有困难，好几百名学生无处上课。因而一拖再拖，杳无音讯。复刊筹备小组又不能与对方打官司，真是无计可施。

　　复刊筹备组没有办公地方，开会有时借用辞书出版社编辑室，坐在那里小食堂的长板凳上商量工作。在那里还召开了老职工、老作者和老通讯员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于复刊的意见。有不少要求参加《新民晚报》工作的有志之士，这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纷纷找上门来，也需要接待。一时人手不够，张林岚成了赵、束二位的助手，临时担任秘书工作。然而，长时期借用辞书出版社筹办《新民晚报》也不是个办法。后来，市委宣传部为支持晚报复刊，在宣传部办公所在地的南楼拨出两个小房间，给《新民晚报》复刊筹备组做办公室。在自己的办公大楼内为一张管辖下的报纸划出办公地点，这在宣传部也算破例之举。

　　筹备复刊在资金(票子)上也面临困境。“文革”之前的《新民晚报》，已经是个“小康人家”。职工人数约200来人，发行量却有33万份。因有“祖传”勤俭家风，处处省吃俭用，所以年年都是个盈利单位。当时报社领导人的想法是，赚了钱不能乱花，更不能装进自己腰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光是高速小轮转机就计划添置五台，有两台已经到位；银行里面也还有存款。而“文革”浩劫，彻底毁灭了小康人家，成了分文不名的穷光蛋。

　　为支持晚报复刊，市委宣传部给了5万元的“开办费”，《新民晚报》又向银行贷得人民币30万元，所有的开办资金，都在这笔钱里了。从一个个铅字到一张张稿纸，从扫帚、热水瓶到回形针、圆珠笔，锅碗瓢盆桌子椅子……一切家当都得重新添起来。由于资金紧张，打起了从前老家产的主意。筹备组列出当年被强行剥夺的财产清单，向宣传部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归还原本属于晚报的机器设备和图书报刊资料。当时，社会上都在清查和归还“文革”抄家物资，晚报的要求也属正当权利，因此得到市委的支持。宣传部还专门为此召开了一个各方联席会议，请有关单位尽量归还，以支持晚报复刊，减轻国家负担。报社成立了“物资回收小组”，被大家戏称为“废品回收站”，任务是千方百计地收回原先报社的旧物。经过四处打听，八方寻找，总算收回了资料室的大部分图书资料，还有三部铸字机，铅字一吨，部分老式铜模，书橱四只，旧电风扇六台和旧照相机，等等。几台老式电风扇搬回来之后，擦擦干净又上了“台面”，一直用到十年之后，搬迁新大楼。至于大部分值钱的资产，如印刷机器等，各有新家。十几年后，小小的电扇尚能物归原主，而巨大的印刷机却无法收回，实在是无可奈何。

　　确实，同实际损失的数字相比，归来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当年被王洪文手下的“工代会”搬去的铅字就达六十吨，还有一批铅版及平版印刷机。为使报纸能尽快复刊，束纫秋还亲自当了一次“讨债队长”，带人去拜访一家占用晚报物资较多的单位，以协商解决部分物资的归还。总编辑亲自“讨债”，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整理当年的旧账册时，发现工会基金还是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的私人钱款。原来，在1953年上海《新民报》公私合营时，报社成立工会没有资金来源，两位老板拿出了3300元钱款作为借款基金，此后就一直留在账上。复刊前，财务部门致函二老，请他们收回这笔钱，邓季惺复信未允，她表示：“过去怎么做，现在也就怎么做。”而对于《新民晚报》邀请他们夫妇担任顾问，则欣然接受。在写给赵超构和束纫秋的信中，他们写道：“奉到编委会聘书，嘱我俩担任《新民晚报》顾问，无任欣感，自审老年多病，不能有所报效，实觉愧不敢当。仰体党的英明政策和同志们的关爱，祗有敬谨接受。……北京人文荟萃，《新民报》旧友亦不少，邀请写稿，我俩早已主动为之。今后，您们如有嘱托之事，请随时告知，当必尽力而为。聊尽区区爱党爱报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