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正式复刊。一如凤凰之涅槃，它在火焰中复活了。

　　这一天，《新民晚报》报头是套红的，出版编号是7257号，以示与1967年1月14日被迫停刊那天的编号7256号相衔接。这个号码与当年停刊之后造反派出的“上海晚报”划清界限，维护了《新民晚报》的“正朔”。

　　整个报社在忙忙碌碌，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老报人们好像都返老还童了，一个个喜气盈盈，笑得合不拢嘴。新进报社的年轻人，一大早都已赶到报社来上班，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最得意的稿子，排进第一天的版面。赵超构用“本报编辑部”名义写的复刊词，没有大话、套话、空话，不用陈词滥调，完全像一首散文诗，写得精神饱满，豪情洋溢。然而言语素朴，十分谦抑，不但表现出他个人的愉悦，也反映报社职工同心同德的思想面貌。《复刊的话》全文如下：

　　“亲爱的读者同志们：

　　广大读者所殷切期待的《新民晚报》，今天复刊了。

　　“十五年前，浩劫从天而降，《新民晚报》首遭横扫。从此，‘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大家都经历过来的，不必细说。

　　“隔了十五年，今天终于跟读者欢聚重逢，其喜可知。这件事最雄辩地说明：伟大的党没有忘记这家报纸。正是党，大力支持了《新民晚报》复刊。

　　“这件事同样地说明：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忘记这张报纸。正是广大读者从四面八方给《新民晚报》以慷慨的同情，为这张报纸呼吁，促成《新民》复刊。

　　“党和群众跟《新民晚报》是生死患难之交。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万分珍重这种隆情厚谊，决心要把报纸办好。而且我们也有信心把这张报纸办好。

　　“我们复刊于拨乱反正、振兴中华的大好时光，这就占了天时上的有利条件。

　　“我们立足于上海这样一个生气勃勃、丰富多彩的国际大都会，这就占了地利上的有利条件。

　　“我们获得广大群众和各界名流的如此热烈的声援，这就占了人和上的有利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备而后水到渠成，这就是我们办好报纸的信心所在。

　　“复刊后的《新民晚报》将以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为自己的任务。我们恳切地要求读者以此方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我们将努力做到这样的报风：‘千言只作卑之论’也就是‘卑之，毋甚高论’。力戒浮夸，少说大话，实事求是，不唱高调，发表一些常识的、切实的，平凡的报道和论说。

　　“作为一张地方性报纸，《新民晚报》既不是摩天飞翔的雄鹰，也不是搏战风雨的海燕，更不是展翅万里的鲲鹏。它只是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之家的燕子。它栖息于寻常百姓之家，报告春天来临的消息，衔泥筑巢，呢喃细语，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

　　“似曾相识的燕子，隔了十五年之后又归来了。归来伊始，首先要向我们的居停主人致意：祝新年快乐!”

　　《复刊的话》最末两段未以雄鹰、鲲鹏自拟，只说自己是小燕子报春的比喻，显然是受了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一词的影响。在《新民晚报》死而复生的日子，赵超构不能不怀念爱护这张报纸的毛泽东。

　　这篇复刊致辞是赵超构在出报前一天交给编辑部的。第二天正式出报的上午，副总编辑张林岚在看大样时，觉得原文中“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两个“百姓”字有重复之感，就将其中一个“百姓”改成了“国家”，变成了“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赵超构到报社看到报纸后，很生气，批评了他的老部下兼小兄弟。张林岚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改动与作者的原意不符。后来，在编辑出版《未晚谈》一书时，这篇文章才得以恢复庐山真面目。

　　复刊第一天的夜光杯副刊上，赵超构以“林放”为笔名的杂文专栏“未晚谈”也开始与读者见面。在题为《暂别归来》的开篇中，林放充满感情地写道：“一个冬天的沉默，加上一个冬天的酝酿，《新民晚报》这棵饱经风霜的五十多年的老树，终于重发新姿，绿叶成荫，吸取阳光雨露，散发清新空气。”这个专栏的头花，是一只猫头鹰，后来，牛也成为“未晚谈”的固定头花，这是赵超构最喜爱的两种动物。两年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为他的《未晚谈》结集出版时，著名书画家钱君匋欣然为之作了封面设计，钱先生在封面上画了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赵超构十分满意，称赞这只猫头鹰“很威武又很可爱”。

　　1982年1月1日，也是新民报人的盛大节日。当天下午，油墨未干的报纸出炉后，新老记者编辑一遍遍地翻阅这4开的6个版面，然后，纷纷上街去看零售点的情景。街上的报摊前都排起了长队，报贩像发牌一样地卖报。市民们一拿到报纸，就迫不及待地站在路边看了起来。此情此景，令每个新民报人如沐春风，难以忘怀。

　　复刊当日，《新民晚报》发行量为58万份，是这张报纸有史以来的最高发行量。在筹备复刊时，老报人们对复刊后的发行数量是没多少把握的。“文革”前停刊时，最高发行量是33万份，常年发行量约20多万份。而晚报复刊之时，上海两大日报正如日中天，《文汇报》发行量高达148万份，《解放日报》也有80多万份。《新民晚报》能在他们的强势中夺得多少份额呢?赵超构、束纫秋与经理部和发行组负责人商定，先征询邮局报刊发行处的意见，再做决定。报社发行部与上海市邮局洽谈时，邮局估计目前可发60万份。当时生活用品供应还不充裕，一切都还是继承计划经济年代的“凭票供应”；报纸也不例外。邮局发出订报单是60万份。从街道里弄或按系统发放下去，让订户凭了这张券再到邮局去订阅。预订券很快就被一抢而空，邮局发行部门每天回收订报票达2万份之多。临近截止日的最后几天，每天多达4万份。

　　为发行《新民晚报》，上海市邮局报刊处在市区共发展了1250个街道送报员，有49个零售点进行发售。为观察发行情况，头三天还派出50多个干部亲临现场。面对更多希望看报的群众和各方面的压力，邮局只得每天加码的办法，但还是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有不少人通过各种途径找上门来，令报社内部的职工都感到很大压力，只得又采取订阅登记的办法，来缓解读者的意见。还有些读者甚至吵上门来，强烈要求订阅。他们写信给“林放先生”，希望尽快解决看报问题，不要让他们每天都上街排队买报纸。在安徽、江西、福建、山东、天津等外省市，许多从上海去到那里支援建设的人也纷纷写信要求订阅，以慰思乡之情。

　　1982年2月初，报社发行科对复刊一个月来的发行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根据邮局的报表，2月1日的有价发行总数为625284份。而同天的《文汇报》是1485694份，《解放日报》为891828份。《新民晚报》只及“解放”的70％，仅及“文汇”42％。面对越来越强烈的群众要订报的呼声，邮局发行处专门向上级主管部门打了紧急报告，宁愿增加工作量，也希望放开发行限额。同时，《新民晚报》也向市委宣传部申请纸张额度，以扩大发行量。最后，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批准。经市委宣传部批示，《新民晚报》“从2月份下旬开始，除在全国各地敞开发行外，还可以通过北京中国国际书店向香港、澳门等地区及国外发行”。

　　这样，复刊第二个月，《新民晚报》就在全国各地敞开发行。第二个月订户已超过65万份，零售10万份。从此，每月都以平均5万份的进度递增，发行记录一再刷新。

　　同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在新华社支持下，《新民晚报》得以当日刊登大会开幕消息和邓小平开幕讲话全文，还配发了大会的传真照片。编辑、记者和经理部、印刷厂职工精神百倍，报纸出得既早又好，许多人还自动上街卖报。为此，这一天报纸发行量急增，首次超过100万份。新华社为此发了新闻，轰动全国。 12月1日利润也冲破了100万元，复刊当年底，发行数已稳定在100万份以上，本市发行644312份，外地356848份。这时候，这份4开6版的报纸仅售3分钱，但每份报纸仍可挣到2厘5。

　　1982年1月14日，市委宣传部正式批复同意本报领导班子名单：赵超构任社长，束纫秋任党组书记兼总编辑，党组成员为朱守恒、周珂、任荣魁、孙立功。朱守恒、周珂、任荣魁、冯英子、沈毓刚、张林岚为副总编辑。（朱、孙二人均未到任）赵超构建议市委宣传部，聘陈铭德、邓季惺为本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