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民晚报》小言论的代表作，赵超构署名林放的《未晚谈》，在读者中好评如潮，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真是达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永)词”的社会影响，这是他写作一生，最后十年的巅峰状态。

　　在“文革”末期，与赵超构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共事的杂文家、前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严秀)1983年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林放文章老更成》，热情称赞他爱党爱国、热爱社会主义，赤胆忠心为人民而又敢直言极谏的精神，说他是一位“观察敏锐而有时又带点菩萨心肠的，正直可爱的老知识分子”。曾彦修写道：

　　“他现在这支笔是在烈火中炼出来的。经过十年的苦难，有些人说是‘看穿’了，一概不管，理由据说是管了没‘好处’。我看林放也是‘看穿’派：脑袋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一条，但是国家、人民和党以及社会主义的利益却是永恒的。为了真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丢掉个人的一切也不怕，这不也是一种革命的‘看穿’派么?”

　　类似这样的称道，劝勉、致敬信、批评信、赵超构每天都要收到几封。

　　对于赵超构来说，《新民晚报》复刊后，他有两大心愿。新大楼的建设是赵超构的一大心愿。另一个心愿是他要抓紧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好好写他的《未晚谈》，尽可能每天写一篇。赵超构说，他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是不可以一天不写文章的。他不仅希望自己能天天写，也希望他的工作伙伴们都来写。

　　赵超构的《未晚谈》，接触的社会生活面很广。国内的，国际的；党内的，百姓的，知识分子的；大凡他觉得有必要评说一番的社会现象，党风民心，新俗旧习，或是颂扬，或是批评，就事立论，表示个人见解。热情歌颂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人新事，是赵超构晚年杂文的一个显著变化。但他的歌颂文章一点也没有媚世的俗套。而对于那些他觉得需要“移风易俗”的现象和观念，他都会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激动，情不自禁地来一番论说。

　　复刊后的赵超构已经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到了孔夫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他确实也有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一种境界。文章平易通畅，朴实精炼，言简意赅，表面上看，已经没有40年代在重庆时的犀利，却仍然给人刺破脓疮一针见血的痛快，更多的是使人振奋，使人沉思，有会心一笑的回味。晚年的赵超构有时甚至就让自己做一个爱唠叨的老头，反反复复地，不厌其烦地唠叨着一些类似的话题，或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地述说着一个相同的主题。

　　《未晚谈》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也不妨说，这是赵超构1956年—1957年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继续，尽管中间间隔了二十五年。

　　话题是从他听到社会上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尾巴’翘得好快啊!”的闲言冷语开始的。“文革”浩劫已经结束好几年，知识分子总算可以抬起头来说话、做事了。就在党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时候，有人却在说“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而且尾巴翘得好快。”赵超构生气地说：“这些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不准革命。所谓‘又翘尾巴’，不就是前些年‘复辟回潮’的另一种说法吗?”这样的说法“是不利于巩固工人、农民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联盟的。”

　　生气归生气，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赵超构还有许多意见要说。“文革”前十七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人们的认识就有许多反复。而这种反复是并不会因“文革”的浩劫而消失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糊涂认识也不会因为一场浩劫的终结而变得清晰，变得统一。

　　从老作家叶圣陶的“让老年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要勉强他们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呼吁中，他提出了尊重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让知识分子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列举了知识分子未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几种形态：“当官”——假如茅盾不当文化部长，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他自己想写的文章，那么他一定可以给文坛留下更多的作品：“闲煞”。——假如马寅初不是卷入了一场人口论的官司，也就不会有最后二十多年的门可罗雀的孤寂，也就不会想做一点自己的事情而不可得：“忙煞”。——虽然叶圣陶遇上了门庭若市，但那样的忙，只是无效劳动，一如贾宝玉式的无事忙，其实质，也是不让他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1982年4月，全国人大开会通过的新宪法中写进了一条新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他立即欣喜地写道：《“喜见‘人格’又归来”》。早在三年前，他应一家报纸之约，写了一篇题为《尊重人格》的文章。这是从老作家魏金枝被在“文革”中在备受人格上的侮辱、折磨，终于含冤死去说起，呼吁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尊重人格”之必要。文章没发表不去说它，编辑还来信说，文章已送请上级领导研究了。这句话使得赵超构更为生气，他说：“料想不到这‘人格’两字竟是这样大逆不道，还要惊动领导同志去研究一番。”新宪法中的这一条新规定，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不仅使他去除了原先的“心病”，而且从内心深处呼唤，要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他为此进一步提出：“对知识分子，能合理使用，能发挥其特长，能使他们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专业，这就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尊重。”他严正批驳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各种奇谈怪论，批驳了诸如“脱胎换骨”、“改造”一类老调，理直气壮地提出：“知识分子成堆有什么不好?智囊成团，那就是“成堆”呀!没有“成堆”的知识分子，怎能搞得成文化科学界的热气腾腾的局面?怎能建设精神文明?”有人说：“臭老九尾巴翘上天了”。他说：“老九上天何足怪?老九本不臭。即使是臭老九，也是理所当然地应该上天的，因为四化建设需要老九上天，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穷老三而非臭老九。”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党的诤友。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再也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这可以看作是，经过了反右，特别是经过了“文革”，党提出的新的知识分子政策。赵超构写文章对邓小平的见解表示赞同。他谈古论今，认为诤友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局面。造就这样的局面有两个方面。为此，他首先“劝说”知识分子要自重，要少发牢骚，多做事情。即使发牢骚，也要尽可能“击中老鼠而不伤器，且使器之光辉更加发扬。”——这样的“劝说”与50年代“劝说”知识分子大胆鸣放的情形很相像——他希望知识分子在“五讲”之外又一讲——讲时间，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用以多做实事。同时，他认为党应当恢复当年的传统。当年，党对同盟军都是发扬了这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高尚风格的，三年解放战争也借助它的“神力”摧枯拉朽似的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再建这种局面，言之匪艰，做起来也不易，既要肃清“宁左勿右”的流毒，又要反对李林甫式的两面派作风。我们的人际关系只有像肝胆那样的密切了，真诚了，知识分子才能产生更多的马寅初式的诤友，也就会出现当年各方爱国民主人士热切地去周公馆作客那样的局面，“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那么，怎样使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怎样造成文化科学事业的空前繁荣？怎样造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环境和局面？赵超构提出，一个大的前提就是：“确认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自己一家人这么一种肝胆相照的信任。”抓住了这个关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有实现的可能。——1956年、1957年，他曾在他的《随笔》里对种种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行的现象和思想作了那么多的批评，都只是就事论事，只是表面行为，直到八十年代，才找到了或者说才说出了它的本质。

　　如果说解放初期，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怀疑和警惕，那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80年代，特别是经过了“文革”，证明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与党都保持一致，那么，“确认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自己一家人”，就应该逐渐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共同认识。

　　赵超构认为，造就了一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局面，建立了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自己一家人的“肝胆相照”的信任，如何使用人才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当人们还在大做“伯乐如何赏识千里马”一类文章时，他已经谈古论今，将“千里马”的话题引到了一个更深刻的社会背景里来。他明镜高悬，举起一面面“历史的镜子”——有人以千金求千里马，马死了，就以五百金买回马骨。他因此而买得好几匹千里马。这是说，只要你真爱千里马，千里马是一定求得到的。

　　一匹千里马老死在盐车的轭下，伯乐路过见状大哭。千里马一生只在为拉盐车而奋斗。这是说，千里马倘若无人赏识，那是最让人痛心的。

　　东野稷驾马车之技术极好，鲁庄公很赞赏，就叫他驾马车连续打一百个圈，结果终于翻车。这是说，即使能赏识好马，又有高明的驾马技术，但倘若超极限地驱使，那无异于摧残好马。

　　有人想卖掉一匹骏马而不得，请伯乐绕着马看了一看，回过头来一瞧，嘿，不得了，马的身价一下子提高了十倍。这是说，某些人自己不识人才而唯名人之言是听。皇帝叫官员去查一查一匹进宫的千里马的来历，官员查后回复皇帝道，虽是好马，却不出在产名马的地方，只能放在宫外喂养。这是说，尽管你是千里马，是人才，但出身不好，也难以重用。之所以举那么多关于古代的千里马的故事，赵超构是想告诉大家，人才的识别、培育和使用，要靠全社会的观念的更新和力量。只有整个社会都真正赏识千里马了，千里马才有驰骋疆场的可能。仅靠几个伯乐是无济于事的。

　　当人们还在盛情欢呼伯乐的重新到来时，赵超构就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向伯乐告别，“彼此相忘于无形”!他认为，伯乐和包公一样，都是早已过去而且应当消逝的旧观念。千里马决不能寄希望于包青天的统治下过日子，也不能寄幻想于伯乐的赏识。他指出，今天的千里马要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应当靠党的领导，靠党领导下的人事制度的养才之道、聚才之道和用才之道。

　　他一直认为，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发才”比“发财”更重要。知识分子心底里的愿望，只是要在给予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发现人“才”，发挥“才”干，人尽其“才”。他因此希望，让人才各得其所。希望主管人事的领导都能像月下老人或红娘那样，乐于成人之美，研究人才，理解人才，为知识分子牵线搭桥，使用非所学的“怨偶”变成学用一致的“佳偶”，这样才能促进更多的新秀脱颖而出。

　　他希望能主动去了解人才，给人才创造机会。有了毛遂这样勇于自荐的人才，还得主动给他创造机会，把他像锥子那样放在布袋里，才有可能在关键时候脱颖而出。

　　他希望使用人才要有大气魄，如陈云四十多年前所说过的，还不妨学一学范仲淹的用人标准。“多取气节，阔略细故。”

　　他希望用人要走群众路线。王安石当上宰相后，对录用人过于自信，自己赏识谁就使用谁，“贤而愎”，结果用了个谄谀之士， 自己失势时还遭他打击。

　　他希望人才不可搞人身依附。那个范仲淹虽出于宰相晏殊门下，却不想搞上下级依附，而是忠实于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希望报除人才问题上的“左眼病”，不能再发生忠诚老实的优秀知识分子因出身不好而委委屈屈过了短短一生的悲剧。

　　他希望少来点对人才的妒忌。自己外行，却又妒贤嫉能的白衣秀士王伦那样的角色最难办。凡是王伦称霸之处，其下必多南郭之流，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无法在那里容身的。他希望在人才问题上不要搞平均主义，一说尊重人才就以“其他的人怎么办?”来反对。否则，即使是对诸葛亮那样的人才落实政策，也有被否决在这类闲言冷语之中的可能的。

　　他希望精简南郭大舞台以凸现人才。不横下心来精简，即使有梅兰芳、程砚秋那样的四大名旦，也只能淹没在南郭剧团里饮恨而终了。

　　他还希望并呼吁有更多健康成长的人才，希望在人才活着的时候就给予最充分的信任和荣誉。他对人才早逝感到悲痛，对树立“病人才”为典型感到悲哀，对追认“死人才”感到痛惜。他对某单位欲树一位癌病患者为典型，当确诊其为良性肿瘤时又取消了他的典型资格，发出苦涩的笑。他对舆论界对人才有病不治老宣传个没完感到难以理解。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人才问题也一样。一面是，人才本身如何搞好“自身建设”，另一面，掌握人才命运的人怎样对待人才，使用人才。赵超构对人才本身的要求并不多，但很有内涵，比如希望人才不要做官，不要搞人身依附，不妨清高些，等等。而对于管人才的人，他希望他们能学一学五台山的智真长老，在《吃狗肉的和尚》（1984年6月25日《新民晚报》）一文中，他写道：

　　“改革声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勇于改革的能人。其中突出的已成为闻名全国的改革家。但是也许是‘人怕出名’，树大招风的缘故吧，跟着来的闲言碎语也不少。有的把某一位改革家十年、几十年前的旧事都掏出来，大有对着青蛙揪它的蝌蚪尾巴似的，算一算它的老账，出一出它的洋相。对于这样贫嘴薄舌的朋友，我劝他不妨去读一读《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的那几章。

　　“鲁智深是个直爽人，却是不守‘本分’的莽和尚。他在五台山落发为僧，乱了清规，破了酒戒，揣着狗肉，醉打山门，弄得文殊院里那些吃惯大锅饭的和尚坐卧不宁，纷纷向智真长老诉苦，说了鲁智深的许多坏话。类如说鲁智深‘形容丑恶，相貌凶顽’呀，‘本寺哪容得这不野猫’呀。幸好这位智真长老是位高僧，是个明白人。他认定鲁智深‘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静，正果非凡，我与汝等皆不及他。’这个智真长老可以说是慧眼识英雄。他知道鲁智深不是一般的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以坐禅、念咒为事的俗僧。像这样一个敢说敢为的和尚，不甘心于吃一口大锅饭，‘口中淡出鸟来’的时候就喝酒吃狗肉，那是无妨大节、无害于他久后的得成正果的。

　　“后来的鲁智深果如智真长老所料，离开了五台山，就陆续演出许多有声有色的戏文：大闹桃花村，火烧瓦棺寺，倒拔垂杨柳，威镇野猪林。这些好戏文，难道是五台山文殊院和东京大相国寺里的那班吃惯大锅饭的俗僧办得到的吗?

　　“现在的改革家，在某些人看来也好比是个离经叛道、乱了清规的狗肉和尚。但是我们要相信，智真长老的预言是不错的，虽然眼下有些罗咤，久后这些改革家却总会成得正果的。”

　　把有缺点的改革家与吃狗肉的鲁智深放在一起，真是个匪夷所思的妙喻。这篇文章的行文之洒脱，思路之活跃，观念之新鲜，让人不敢相信作者已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然而赵超构似乎意犹未尽，两天后，又说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

　　“曾参是孔子的门徒。然而他谨小慎微，怕冒风险，怕犯错误。孔子本来最喜欢弟子颜渊，可惜颜渊不幸短命而死：还有个弟子名有若，是孔门众望所归的，可惜他的寿命也不长。惟有曾参，活到90岁。孔子死后，只有曾参长期收徒讲学，成为宗师。然而曾参终身‘力行守约，而未闻孔子大道’。曾参快断气的时候，童子说他睡的竹席太华美，只有当大夫的才能使用。曾参未曾为大夫，所以立即挣扎着起来吩咐儿子换去竹席。这个‘易箦’的故事表明他非常的讲清规戒律。现在说起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是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生未光大孔子学说，只凭长寿就成为一代宗师，也是他。那么，这是好事还是‘天下之不幸’?”

　　赵超构的观点很肯定：改革要有开拓、创新精神。开拓、创新，需要的是吃狗肉的鲁智深，而不是临死还要易箦的曾参。

　　都说历经磨难的人，在锻炼了意志的同时也磨掉了锐气。而那篇铿锵有力的《江东子弟今犹在》(载1982年3月29日《新民晚报》）表明赵超构的战斗精神犹在，仍然是那么旺盛。文章的锐气归根结底不是表现在语气和严词上，而藏在文章的气骨里。《江东子弟今犹在》就有这样的精气。一个当年直接参与迫害彭德怀的造反头头，不仅混入党内，还被选拔到一个厂的科研所长的岗位上。赵超构为国为民而感到忧心忡忡。“‘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问题在于我们清醒不清醒。如果我们糊里糊涂地把一批江东子弟提拔为我们的接班人，那末十年之后不就是一个卷土重来的局面吗?”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这篇最早提出同类问题的文章发表后，反响极为强烈，叫好声不绝于耳。但报社同时接到了恐吓电话，威胁说：“林放老实点，当心给他重新戴上帽子!”又有一个电话说要“斗死他!”可见这篇七八百字短文的威力了。

　　那篇《让读者知道他所最想知道的》可以看作是对新闻工作的弊端的反思：

　　“吕(叔湘)先生还举了几个例子。这里不介绍了。他提到的‘偏偏不告诉读者他所最想知道的’这个毛病，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为什么新闻报道报喜的多报忧的少?并不是无忧可报，只因为我们有个‘反面文章正面做’的本领，甚至把丧事都当作喜事办。不但是具体的人和事碰不得，而且还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出了事故还要庆功，报道内容虽然详细，却也是‘偏偏不告诉读者他所最想知道的’事故原因，该谁负责，如何处分等等关键的问题。这就给人以报喜不报忧的‘印象分’了。

　　“至于舆论监督的文章呢?也是吞吞吐吐的：‘有人’、‘某些人’、‘有关方面’，同样是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同样是把安全系数打得高高的，‘偏偏不告诉读者他所最想知道的’事情。因此也并没有真正完成它舆论监督的使命。

　　“……无论是报道，还是言论，无论是报喜，还是报忧，都不该‘偏偏不告诉读者他所最想知道的’。这不仅是个透明度的问题。也是个对读者的态度是否诚实的问题。”（载1989年1月18日《新民晚报》）

　　关于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新民晚报》是抓得早的。因为社会新闻中有很多内容涉及精神文明，因此，1982年12月为准备第一次全国晚报会议的发言，编委会早就写好了《建设精神文明是新民晚报的一个重要主题》一篇论文，数易其稿，终于拿到昆明的大会上去发了言，受到新闻界的好评。 1990年10月在广州开第二次年会时，中宣部、《人民日报》的有关负责人再次向赵超构提出这个问题，请他发表意见。赵超构说：“由于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发生变化，有些是非观念颠倒了，我们要研究分析这些现象，给以理论的归纳和提高，作为晚报的宣传报道指导思想。”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崇洋媚外思想，实用主义和败家子作风。

　　赵超构从事新闻工作一开始就是编辑国际版和写评论。他的许多时事评论在南京、在重庆都是叫好的卖点。时隔多少年了，他在1980—1990年代写的国际问题言论仍然脍炙人口。《反共与草帽》《国外官场二三事》《风流宰相》《闲话天皇》等都让人传诵一时。《昂纳克搭错了船》一篇千字美文，也是他最后的一篇《未晚谈》，写完就搁笔，住进医院了。读者反映说，这篇文章痛快淋漓，令人感慨。文章写道：

　　“最近的国际新闻中，昂纳克的遭遇很引起人们的兴趣。昂纳克是前民主德国的领导人，二次大战期间坐过十年希特勒的牢监。战后在民主德国执政十八年之久。前年下台，以治病为名，到苏联去避难。德国现在指控他“下令向越过柏林墙的原东德的人开枪”，要拘捕他。昂纳克在东德的功罪自会有历史为他作结论，这里不去说它。想不到的，是俄罗斯的主人居然也就此下逐客令，三番四次要昂纳克离开苏联。本来是作为苏联的难友、盟友和战友的昂纳克，最后竟像一只破鞋一样被遗弃而成为弃友了。七十九岁的昂纳克落得一个茫茫无所归宿的晚景，这是很可悲叹的。

　　“俄罗斯的主人给昂纳克的这个逐客令，使我想起汉末三国时的王朗。据《世说新语》：华歆、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人要求依附搭船，华歆感到为难，王朗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就让那人上船了。到后来强盗追上了，王朗就要把那人丢弃。华歆说，既然容纳了人家的依托，怎么可以因为急难而相弃呢?终于把此人搭救下来了。据说，当时的人就是凭这件事来评判华、王人品的优劣。

　　“这回昂纳克的不幸可能就是搭上了王朗的船了。一到危急的时候，这个难友就被这个王朗弃若敝屣了。关于这个王朗，《三国演义》有一节‘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描写，说是诸葛亮在战阵上大骂王朗是“皓首匹夫，苍髯老贼!”王朗一听，气满胸膛，当即死于马下。这是小说家有意把王朗丑化得猥陋不堪。其实历史上的王朗并不是这样窝囊的，他也做过被人称道的事。王朗传记中说，曹操搜捕一个冤家刘阳的儿子，风声很紧。这人无处逃奔，连亲戚都不敢收容他，王朗却把他隐藏在家里多时，搭救下来，终于保全了这一家的门户。可见古代的王朗并不是全无肝胆的势利之徒。如果评起人品的优劣来，王朗比不得华歆，是评定的；现代的王朗又逊于古代的王朗，恐怕也是定评。古王朗只不过见危不救、明哲保身罢了；现代的王朗不仅对难友下逐客令，而且还准备拿这个七十九岁的老头儿作为外交上的见面礼，以便捞得一点好处。这就比得出‘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了，昂纳克确实是搭错船了。”（载1991年12月19日《新民晚报》）

　　赵超构与巴金是心心相印的朋友，《新民晚报》复刊前夕，赵超构请巴金为晚报写稿。巴金说应景文章写不出来。赵超构就跟当年陈铭德请田汉写文章一样，说，“怎么写、写什么都由你定。”还补充一句说：“只要讲真话就行。”

　　“讲真话”三个字让巴金感动。此后，巴金就以“讲真话”为题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总题是《随想录》，第一集的书名就叫《真话集》。巴金在赵超构去世后不久会见《新民晚报》一位记者时，透露了两位文化老人之间的这一精神交往。令人遗憾的是，赵超构关于“讲真话”的感言在《新民晚报》上公开发表的那一天，正是人们向老社长遗体告别的日子。这篇文章是他月前应市委统战部办的一个刊物写的。这里所说的话，实际上也是他与巴金常常谈及的意见。这篇《说话和听话》写道：

　　“近来在报刊上读到好几篇有关‘说真话’的文章。综合这些文章的意思：不但要求说真话，而且要求说得切合实际，说正确的话。

　　“说真心话，说心里想说的话，这是好的；但真心话并不等于是句句正确。因此还要求说的话不仅真心，还要正确。说话的态度要真诚，说话的内容要真实，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我完全赞成上面所说的意见。当然，要完全做到既真诚(说心里话)，又真实(合乎真理)，是不大容易的。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的讲话句句是心里话，又句句是真理呢?但是，作为要求，作为努力的目标，力求真诚，力求正确，还是应该的。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我以为上述的条件，作为讲话的人对待自己的要求，是应该的。这个要求，既表现了说话者的见识与智慧，更需要道德上的勇气，所以是很可贵的。但是作为受话者的一方，即：听取意见的一方，征求意见的一方，接受监督的一方，广开言路的一方，参与讨论的一方……总之，对于别人发表的意见，就不能拿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了。在受话者一方，首先要欢迎‘畅所欲言’，‘直言无隐’，‘说心里话’；却不能定下框框，要求人家一定要怎样全面，怎样合乎实际，……才能发言。为什么我们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呢？ 这就是为了鼓励大家说真心话，并且允许大家说错话。为什么我们又说：“言者有功，闻者有益”呢?这就是更进一步鼓励大家敢于说真心话，并且在别人的意见中，包括不完全正确的意见和反对自己的意见中，进行分析，吸取有用的成分。因此，我以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发言要求应当从严，不仅要说真心话，还要努力说得正确，全面；这叫做责己严。对于别人的意见和发言，则应当虚心承受，不设禁区，让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叫做责人也宽。只有这样才能说广开言路。当然这不是说照单全收，而是听了之后加以分析。

　　“做统战工作，就有个广开言路的问题。政治协商，互相监督，都要广开言路；共产党是领导党，更需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因此，首要的还是要发扬十六字方针中的‘肝胆相照’精神，提倡直言，鼓励大家说心里话，支持诤友。为什么叫做“肝胆相照”?肝胆相照就是推心置腹，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话，不说假话。这才能互相信任，互相监督。至于对自己，则如本文开头所说的，要努力做到说心里话，又要合乎真实。我是完全赞成的。”(载1992年2月24日《新民晚报》）

　　这个问题的再次提出，不妨看作1957年年初那一次“片面无忧论”的辩论“死灰复燃”，或是深入发展。那一次辩论没有分清言者的和闻者的地位，要求应有所不同。当时他虽然勉强同意了别人的意见，不再声辩，但言犹未尽，临死才把话讲完。

　　1984年是阴历甲子年。老鼠当道。赵超构说笑：他不喜欢老鼠那副“脸无三两肉，一世养勿熟”的嘴脸，所以请出一只猫头鹰来克鼠，做他的《未晚谈》“保护神”。到了1985年阴历牛年，他就把猫头鹰改成了老牛。这是画家黄永玉的手笔，是他从一张贺年片上移植过来的。“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我尊敬老牛的永远是‘掏一把出来’的精神。因此我就请这匹雄壮稳健的牛做保护神。”

　　这头漫画中的老牛，1992年刻到了他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