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底到1984年初，赵超构读到了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关于“短、广、软”三个口号的讲话。这就是收录在新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的1957年3月10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文。赵超构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以前一直听说毛泽东对“软些”的说法是有不同意见的，主张改为“软中有硬”。但没有正式文件，他一直放心不下，所以多少年来，连一个“软”字也不敢再提。读到这篇文章，才知“软中有硬”只是当时传话人邓拓的概括，意思没错，但并不完整。这一次好了，他看到了毛泽东讲话的全文才知原委。《新民晚报》复刊前，改革开放的势头还没有形成，赵超构在作《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报告的时候，仍然不敢再用“软些，软些，再软些”的说法，而以“可读性”一词代替。反右、“文革”以来，他不断挨批，他已为此担心二十七八年。把从前的“三字经”，化进了“十六字令”。

　　1984年8月，赵超构前往乌鲁木齐参加全国晚报工作经验交流会，一向不大愿意接受采访的他，破例接受了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记者的采访。他谈得很放松，没有余悸。这一次，他谈了“办晚报要在晚字上做文章”的意见，再一次提到1956—1957年他提出的“短、广、软”口号的时代背景和用意所在。他说：

　　“‘软些，软些，再软些’那个口号，是鉴于解放后七八年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情况提出来的。就拿文化界来说，批判武训、胡风、俞平伯、胡适、红楼梦研究什么的，批个不停，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三句话来。当然我们当时并不怀疑这些政治运动，不过，报纸上政治性的文章很多，不管晚报还是日报都要登这些文章。如果大家翻翻当时的报纸，能发现那些文章一是冗长；二是概念化，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将几个概念摆来摆去；第三是千篇一律，大家讲的话都是一个样。这样一来，报纸上地方新闻很少，社会新闻没有。我们《新民晚报》比较早地搞了社会新闻，社会反响很大，但有的人看到社会新闻就是不顺眼。1955年，我在《新闻业务》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我对社会新闻的一点意见》，提倡社会新闻。我现在回想起来，文章中提出的意见还是很保守的，但是还受到人们的非难。

　　“我说的‘广些、广些、再广些’目的，就是指开辟一些地方新闻；‘软些、软些、再软些’就是针对那些长文章、概念化、枯燥无味而提出来的。当时只是报社内部讲讲，后来传到外面去了。所谓‘软些、软些、再软些’，我的主观想法，无非是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不要那么生硬。但是人家听见‘软’字就想到资产阶级报纸上的黄色新闻。到了1957年3月，中央开宣传工作会议，我也去参加了。会上大家对‘软些、软些、再软些’也有议论，这是很自然的。3月10日，毛主席接见参加会议的部分新闻出版界的代表。我也参加了。接见时不知哪一个代表告诉毛主席，《新民晚报》有三句话，问主席的意见怎么样?主席听后非常感兴趣，对三句话中‘短些’、‘广些’，没有意见，‘软些’的问题他说要考虑一下。他说：‘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毛主席对‘软些、软些、再软些’也不是一棍子打死，他帮我改进。当时，主席接见的是部分代表，接见以后要传达给全体代表，就专门开了一个会，由邓拓同志传达。他告诉大家，主席对软些问题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软中有硬’。这个概括，我觉得很有道理。开完会我就把这些话带回去了，传达给报社的同志们。‘软些、软些、再软些’毛主席给改了，现在叫‘软中有硬’。到了反‘右’时候，我的这三句话不好再提了，被说成是大毒草。因为没有本本，没有文件为证，因为当时有点谈‘软’色变，以后这三句话从此就靠边了二十多年。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的时候，我在报馆讲了一次话，也没有敢再提这个‘软’字，我就换了一个名词，叫做‘可读性’，意思差不多。我这个可读性包括了文章写得短一些，新闻的面要广一些，报纸文章要写得深入浅出，这样来加强晚报文章的可读性。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当然‘软些、软些、再软些’这个提法是有毛病的，作为办报口号来这样提，光讲软、不讲硬，是有片面性的，毛主席这么一改，软硬就统一起来了。‘软中有硬’这个提法，我的体会是硬是指的思想内容，表达形式可以软些。这个‘软’是有流线型意味的。汽车要有流线型嘛，飞机也有流线型嘛。这样的可读性就比较强，也便于流传。

　　“今天在回顾这个问题时，我感慨很多，毛主席已经不在了，邓拓同志也已去世了，不过现在好在有这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为证。‘软中有硬’是有根有据了。拿我个人来说，我的‘软些’的提法在当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主席对此也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中这个问题也占了几行地位，我感到很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