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县中部，有一座白羊山。山南是林家大湾，这儿因出了林育英、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容）这林氏三兄弟而闻名。

　　林彪以叛党叛国的行径自绝于党和人民　，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而他的堂兄林育英则与之完全不同，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最后英年早逝。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为其抬棺送行———

　　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对革命贡献很大。为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祭礼结束，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一同抬棺，又亲自为他下葬。这是毛泽东一生惟一一次给人抬棺、下葬。

　　受恽代英影响哥俩走上革命道路

　　林育英生于1897年2月25日，三兄弟中他年龄最大。但他是受堂弟林育南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1919年夏天，林育南陪恽代英来到黄冈，想在乡下建一所小学，作为革命活动的场所，又能为革命培养人才。这任务交给了林育英。第二年春，这所叫浚新小学的学堂创办起来了。1921年7月，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与林育英在浚新小学发起成立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共存社”。不久恽代英让林育英去上海，熟悉工人阶级的情况。

　　林育南也是在恽代英引导下走上革命之路的。1915年秋，林育南从黄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这年恽代英进入中华大学哲学部读书，毕业后被聘为该校附中部教务主任。林育南在朋友引荐下拜访了恽代英，并加入了恽代英的“互助社”，自此这对青年才俊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1919年初，林育南联络魏以新、汤济川等人在武汉创办半月刊《新声》。杂志受到守旧势力和政客们的谩骂攻击，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林育南想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决定写封信向他们交换思想。于是一封由林育南执笔，署名“中华大学新声社”的信寄到了《新青年》杂志。

　　此时，《新青年》轮到胡适做编辑，他认真阅读了新声社的来信和杂志，当即回信，表示肯定和支持；然后将《新声》的来信及他的回信，一并发表在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胡适在回信中，希望他们勿畏“出辞荒谬，狂悖绝伦”，而应以此自豪。

　　为了支持革命武汉办起利群书社

　　林育英从上海回武汉后，利用自己学到的技术，在1921年办起了利群毛巾厂，这使湖北的先进青年们有了一处理想的活动场所，并增添了活动经费。

　　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许白昊、项英等人经常到毛巾厂开会，研究工作，并就此成立了利群书社。这引起当时在湖南进行革命活动的毛泽东的注意。

　　1920年毛泽东到北京途经武汉时，曾与恽代英、林育南等做过长谈，对利群书社颇感兴趣。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后，也在长沙办了一个文化书社，由他的好友易礼容任经理。他得知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又在武昌以毛巾厂作掩护，支持革命活动，觉得是个好办法，计划在长沙也办一家织布厂。为了尽快把厂办起来，毛泽东还派易礼容到湖北纺织之乡黄冈县购买织布机，学习纺织技术和办厂经验。

　　远赴苏联学习回国领导工人运动

　　1924年5月初，中共中央为培养干部，决定将一批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青年派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林育英被选中赴苏。1925年7月，林育英回国，化名林春山，参与领导了上海的工人运动。

　　这时，18岁的林彪正从武昌共进中学毕业，那时他还叫林育容。父亲叫他回乡办私塾，说这样既受人尊重，又能不愁吃穿。但他不肯。这年年底黄埔军校招生，林彪想去报考，他将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已调到上海工作的林育南。

　　林育南收到信后，与林育英商量，他们一致认为，林彪应报考黄埔军校。林育南给林彪回了信，信中说：“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事业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我和你八哥（指林育英）搞党务、工运，你搞军事，我们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长。”林彪见信即乘船从武汉到上海，幸运地被录取。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后，他觉得林育容像女人的名字，太俗了，便改名林彪，意喻威武勇猛。

　　作为中共代表 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1935年7月，林育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中断，为了向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七大精神，并恢复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

　　林育英装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踏上回国之路。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11月初，他们到达陕西定边县，并与定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邓发代表党中央把林育英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

　　两次发出电报使张国焘悬崖勒马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林育英说：目前，中央有两件大事需要你来做。一是党的白区工作没有负责人，你能否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担当起来；二是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团结问题也急需你来帮助解决。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林育英这才知道，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毛泽东说：“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要尽快设法将他们拉回来。”林育英怕这工作做不好。“也许能起作用。”毛泽东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文中说他奉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解决一、四方面军发生的分歧，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和密电码，可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

　　张国焘很快收到了林育英的电报，但他仍然不愿意带领部队北上。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并去电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中央”。林育英出席了会议。

　　为配合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心里颇不是滋味。林育英的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再一意孤行，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与此同时，在朱德等人的劝阻下，张国焘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南下计划。

　　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林育英发了三封电报，气焰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第二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经过毛泽东、林育英以及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中央”，同意北上。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部队前来与一方面军会合，决不再改变。林育英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你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白当，你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大功。”

　　10月19日，林育英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赶往宁夏同心县城迎接二、四方面军。林育英得知朱德、张国焘还在关桥堡镇，又前行30公里，见到了朱德、张国焘等领导人。在关桥堡，林育英与张国焘单独作了长谈，消除了他的一些疑虑。1936年12月16日，朱德、张国焘回到了保安。

　　受命危难之际出任援西军的政委

　　1936年10月下旬，原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多月，歼敌二万余人。但由于这次西渡作战系战略上的失误，加上环境生疏，没有后方，很快陷入了困境。

　　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地区后，曾连续给中央发电，请求派部队援救。为救西路军，1937年2月24日，毛泽东给在西安的周恩来发电，告知听说围剿西路军的马步芳很爱钱，请他考虑是否送一笔钱给马步芳，允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

　　周恩来接电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等人交涉，但没起作用。2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决定抽调第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军及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援西军司令员，林育英任政委。

　　紧急战前动员鼓起援西军的士气

　　援西军组建后，工作难度相当大，一些干部、战士纷纷提问：为什么刚回陕北，又要去甘肃？当初为什么要调西路军过黄河？有些同志听说这次援西路程有三千多里，而且要过沙漠，就不愿去。

　　林育英与刘伯承商量后，决定开一个誓师大会，向大家报告援西的意图，以统一思想。政委和司令员都作了战前动员，使援西军将士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3月5日，援西军从三原、淳化出发，经过半个月的急行军，到达甘肃镇原县。部队一停下，立即收到西路军发来的电报，说他们经过数次血战，迭遭挫折，干部、战士大部牺牲、被俘。余下人员被迫上了祁连山的康隆寺，已经弹尽粮绝。援西部队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必渡河。

　　林育英看了电报，心情沉重地说：“看来，西路军完了。”“这个损失好大啊！”刘伯承坐在石凳上，过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话。此后，援西军与西路军的电信联络就中断了。中共中央很快也来电了，要求援西军暂时屯兵镇原，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一面进行整训。以后援西军收留了数千名失散的西路军官兵，西路军负责人徐向前，也是刘伯承、林育英派人接到镇原县城的。后来，林育英、刘伯承得知马步芳在凉州关钾了6000名西路军被俘人员，他们想了许多办法争取这部分人员获释，但没达到目的。

　　献身抗日事业出任一二九师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适应抗战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援西军被改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林育英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师政委），他的堂弟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

　　林育英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脑伤时时发作，经常晕倒，中央决定调他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一职。林育英回延安后病情不断加重，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1942年2月，得知林彪已从苏联回到西安，便托一位老部下带信，希望林彪能到延安来见一面。

　　林彪乘坐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辆卡车回延安看林育英。林氏三兄弟中，林育南已于1931年2月7日与李求实、胡也频、冯铿、殷夫、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一同被害。林彪走进窑洞，看见躺在床上的林育英，喊了一声“八哥”，泪水便夺眶而出。

　　1942年3月6日，林育英病逝。毛泽东亲自为他题写了墓碑。

　　（汪幸福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