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情”不断一心二用欲赢不得欲罢不能反恐与超越反恐——“9·11”三周年点评美国外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袁鹏[专题]

　　“9·11”事件三周年之际，布什政府在反恐战场上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也留下了隐患；在反恐之外希望确立反恐时代新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但因动作太大，得失有待实践检验；在重塑大国关系方面希望有所作为，但终因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各国利益之上，使大国关系仍然起伏难料。

　　反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毫无疑问是布什内政外交的头等大事。时隔3年，共和党大会俨然是“神话”布什的舞台，“反恐英雄”、“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等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民主党大会则成为攻击布什的阵地，称布什的反恐“业已失败”。布什本人日前不经意间坦陈“反恐战不可能取得胜利”，更给民主党人以攻击的口实。如何评估布什的“反恐业绩”，成为点评“9·11”三周年布什对内对外工作的核心。

　　应该说，在反恐初期阶段，布什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决策果敢，不仅赢得美国朝野好评，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布什成立国土安全部、北方司令部统合本土的反恐工作，组成“国际反恐联盟”，军事打击阿富汗、一举歼剿“基地”组织大部人马等，迅速树立了“战时总统”的正面形象，走出“法院判出来的总统”的阴影。国际社会也纷纷期望以联合反恐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媒体称“9·11”使布什“因祸得福”。

　　但“福兮，祸之所伏”。以2002年《国情咨文》为转折点，此后布什的反恐逐渐在三个方面偏离轨道，使国际反恐的良好开局没能有效持续，致使三年后全球仍“恐情”不断，美国本土似乎也未能摆脱“恐怖主义的幽灵”。

　　一是反恐扩大化。挟阿富汗战争获胜的“余勇”，布什一面抛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将与恐怖主义本无多大关联的伊拉克、伊朗、朝鲜三国划归异类，一面又将“恐怖主义庇护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从而将打击面无限扩大，也就难免自我树敌、疲于应付。伊朗问题、朝核问题、巴以冲突等地区性问题再次升温，莫不与布什的反恐扩大化政策相关。同时应对如此多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就难怪布什说反恐战无法获胜了。

　　二是反恐方式强硬有余、柔性不足。伊拉克战争在没有找到充分证据、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没有赢得主要大国支持的情况下“顶风而上”，即是最好例证。尽管不到两个月布什即宣布主要战事结束并最终生擒萨达姆，但军事占领后的伊拉克却是十足的烂摊子，更是国际不稳定的新源头。绑架、爆炸几乎成为家常便饭，布什宣告主要战事结束后美军死亡人数已过千人。

　　三是过多考虑自身利益、忽视他国利益。这体现在：以“反恐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双重标准”，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是恐怖分子所为，针对别国的恐怖活动就“不一定”；“一箭多雕”，在反恐同时，兼顾传统的地缘战略、能源战略、西化战略，借机抢占世界地缘、能源“要道”和“重地”，以及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

　　伊拉克战争是布什反恐战的转折点。阿富汗战争的速胜、成就“新帝国”的野心乃至领导集团的理念，最终导致美国反恐目标的“异化”，从而使美国陷入一种欲赢不得、欲罢不能的两难境地。

　　新安全战略与新军事布局：超越反恐的努力

　　布什在反恐战中之所以面临某种两难，在于他想“一心二用”而又难以做到“两全其美”。细心观察布什政府过去三年所为，在反恐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动作在酝酿和实践，那就是构筑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谋划新的军事战略布局。

　　新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先发制人”，它也是“布什主义”的要旨所在。这是对美国自二战后即奉为圭臬的“遏制、威慑”战略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也是对克林顿时期“人道主义干预”论的发展。与“遏制”战略相比，“先发制人”更讲求军事实力的首先使用与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范；与“人道主义干预”论相比，“先发制人”更强调实力的绝对重要性而较少顾及所谓伪善的“道义”束缚，因而也更具危险性。作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一个重要手段，“先发制人”本身无可厚非，但布什政府将其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扩展至针对非恐怖主义威胁，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就非比寻常。比如，受此影响，除中国外的世界主要大国近两年群起效法，也都相应提出了自己版本的“先发制人”战略。这样一来，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国际关系所确立的基本准则将面临重大挑战。再如，一些被美视为异己的弱国为防遭“先发制人”式打击，只好铤而走险，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下功夫，从而造成国际局势新的不稳定。

　　新军事布局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强调军事实力在美国综合国力中的绝对重要性：大幅增加军费，提高军人待遇，加速军队信息化转型，正式上马导弹防御体系实战部署，等等。其次，对美全球驻军进行全方位大调整：分别撤出驻德国、韩国驻军的2／3和1／3；在中东欧地区建立新的基地、派驻新的军力；巩固在中亚地区的现有基地和驻军；调整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结构，完成基地中心从沙特向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等“新中心”的逐渐转移；提升日本、关岛在美国亚太驻军的战略地位，等等。如此，自中东欧到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这条所谓的“不稳定弧形地带”，成为美国新的军力部署的关键区域所在。第三，灌输“实战第一”的新理念。此次美国全球军力大调整的中心思想就是实现海外驻军的“高效、灵活、多元”，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实战型”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战略调整是过去三年间与反恐战同步推进的，既有反恐的影子，又超越反恐。它们与反恐的关系究竟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还是相互矛盾、相互抵消，需要进一步观察，但美国战略调整对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重塑大国关系：有意无心

　　布什过去三年的另一项重大工程，即是重塑大国关系。布什是以大国关系的“颠覆者”姿态上台的，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撕毁诸多国际公约，“搅得周天寒彻”。“9·11”事件为布什提供了重塑大国关系的契机。为攻克恐怖主义这个“更危险、更急迫的敌人”，布什主动缓解与俄、欧、中等主要力量的关系；各大国为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抓住联合反恐的旗帜，改善与美关系。这种良性互动一度换来大国合作的少有局面，以至赖斯、鲍威尔等美政要不止一次地声称，“我们已迎来一个大国合作的新时代”。

　　但是，这种互动给布什两点错觉：一是将大国合作反恐理解为大国支持美国的大战略，从而想当然地以为反恐扩大化仍会得到大国理解；二是认为大国合作与支持是无条件、无限期的，从而一味单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结果，伊拉克战争再次造成美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裂痕。法、德、俄三国由利益的联合演变成今日“机制上的合作”，跨大西洋(相关,行情,个股论坛)关系的性质由盟友变成“问题”，足以说明布什对大国关系的把握不是站在国际格局的高度，而是基于狭隘的美国国家利益。以此种指导思想去重组大国关系，只能以实力为筹码求得短暂的“联姻”，而不可能换取真心实意的“合作”。

　　“9·11”事件三周年之际，布什政府在反恐战场上取得一些成效，但也留下隐患。伊战是布什反恐战的转折点。美国反恐目标的“异化”使美国陷入一种欲赢不得、欲罢不能的两难境地。

　　许多人批评布什政府利用“9·11”悲剧，上演了一部似乎跟“9·11”无关的大戏。

　　美国发动的伊战打在了中东的“痛点”上，使中东进入一个新的多事之秋：长期存在于美国和中东国家政权间的“战略默契”被打破；中东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到强烈冲击；中东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主战场。

　　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9·11”事件，其背后的寓意是西方文明的危机感和伊斯兰文明的挫折感。文明上的原教旨主义和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方式同出一源，看似矛盾相向，实则江海同归，只是认同的对象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