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一个响亮的称呼。50年来，986名全国人大代表、9795名市人大代表、82835名区县人大代表及更为众多的乡镇人大代表关注全国和上海整体发展的步伐。
奔走，疾呼，他们不辞辛劳、无怨无悔；监督，跟踪，他们锲而不舍、铁面无私。
亲历许多“大事”，代表们却分外淡定，“因为，我是人大代表！”
92份书面意见见证发展
亲历人：朱荣林（第十、十一、十二届市人大代表）朱荣林又出书了。和以往的作品不同，这本书是他十年参政议政的历史记录，收录了92份书面意见，也见证了上海的发展。
1990年，当土地要素进入上海市场后，土地批租给上海新一轮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机遇。但朱荣林也看到，由于缺乏经验，管理上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长此以往将有损批租效益和社会稳定。为此，他于199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批租工作管理》的建议，重点提出了批租土地应落实动迁房源和拆迁安置措施，市政府对这一建议十分重视，于1993年3月3日召开了各区区长会议，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明确，批租地块必须落实60%房源、20%居民周转房过渡、20%自行过渡才能拆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993年4月26日沪户（93）拆字发第417号文件。
市十届人大期间，政府目标管理的主线是深入开放开发浦东，调整产业结构，克服“三产”严重滞后的现状，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并适时转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这两大根本转变，加速城市化建设，构筑上海工业新高地。为此，朱荣林抓住浦东开发这一发展上海经济的重大问题，于1995、1996、1997年先后提出《上海发展十条进言》、《浦东发展的思考与建议》和《浦东开发的若干思考》等议案，其中《上海发展十条进言》受到市委领导黄菊同志的批示，在政府部门产生广泛影响。
朱荣林的视线一直跟随着城市的发展。为顺应市府加速黄浦江开发进程决策的需要，他于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加快黄浦江开发的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的建议，受到市计委等部门的高度关注。为实现市府提出的郊区“三集中”战略任务，经过调研，他先后于2003年和2004年提出《尽快制定上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和《制定上海市工业开发区管理条例》的议案，并被列为当年人大立法调研项目。
教育预算从5.7%增至8
% 亲历人：于漪（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市人大代表，第七、八、九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夏，上海小学迎来入学高峰，已有的小学规模无法承受。市教育行政部门设法把小学六年级移到初中，设立初中预备班，腾出空间让小学一年级扩容，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学龄儿童入学要求，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受到挑战。当时，有人提出将小学一年级改为半日制，学生半天上学，半天在家，上下午轮换。但问题随之而来：孩子居家安全谁来管?父母怎么安心工作?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从事基础教育的代表牵头，于漪执笔，62位大、中、小学的代表及其他行业支持教育的代表写了议案，当时的人大副主任谈家桢、李家镐也签了名。议案主要内容是增加教育经费，解决燃眉之急。那一年，政府预算报告中教育经费增长5.7%，而小学生增幅高达百分之十几，经费缺口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上海市义务教育条例》均规定，教育经费要做到两个“增长”，即教育经费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议案既有事实根据，也有法律依据。
那时，人们对教育的战略地位还缺少深刻的认识，因此，所提议案能否立项大有争议。在人代会主席团会议上，于漪慷慨陈辞，阐述利弊。市委领导江泽民同志在仔细听取大家意见后，发表意见：立为议案，修改教育预算，增幅改为8%。那年教育预算执行的结果，增长幅度为13%，所有小学生都在全日制小学就读。
三个“一号议案”
亲历人：张仲礼（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到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张仲礼每年都提出议案。16年中他所提的议案计61件，令他欣慰的是，其中不少议案已被采纳，或其中的意见已被吸纳到有关法律中。
1987年，他提出的《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的建议》，首次被列为“一号议案”。当时，各重点大学、科研机构评聘程序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一些符合标准的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常常在错过一次后，便不知下次聘任将于何时进行，还要等上级通知，这对人才的成长显然起了阻碍作用。因此，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问题在当时具有紧迫性，议案反映了当时社会科学界学者的呼声，因此在当年就获得了通过。
1999年，张仲礼提出的《惩治腐败必须法律化和制度化———建议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再次被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列为当年“一号议案”。他和其他一些代表都认为，人大履行监督职责实际上也是在支持被监督者，督促其依法办事，使其长威信、得人心。该议案是他在历届人大会议期间，受到媒体关注最多的一次。
2000年，由张仲礼提出的“一号议案”是《亟需加紧中国电子商务法的制定》。他提出电子商务应遵循政府宏观指导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原则，还提出电子商务立法亟需解决其安全性、信息基础设施及数据保护等问题。他知道要制定出这部新法，需要相当时间，待条件成熟后才能立法，但他认为，这件议案表达了人大代表对新事物的关注和思考。
公开信带来水质变化
亲历人：王文华（第九届市人大代表）
王文华这样描述80年代上海的水质：那时上海的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20多家造纸厂、40家印染厂、11家制革厂、8家制药厂，还有众多的电镀、化工、炼油、焦化、造漆、试剂工厂，每日几百万吨含有各种污染物的废水，基本未经处理就直排进黄浦江及其支流。几乎所有流经市区的河道的水质，都降到5级以下。今天的中年人都记得，当时的自来水，一拧开水龙头就能闻到一股浓重的漂白粉气味。
当时，王文华是长宁区城建办公室副主任，很早就开始关注水质问题。他和许多代表意识到，现有的取水口污染太严重，如把取水口往上游推进到数十公里外的松江境内，离黄浦江源头更近，水质则会有明显改善。经专家考察和引证，新开取水口的想法逐渐成熟起来。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王文华等35位长宁区代表团的代表发出了致大会主席团的公开信，要求本届政府在任期内完成黄浦江上游引水二期工程，在1989年作出具体安排。短短几天内，8件“关于黄浦江上游引水二期工程应尽快上马”的议案交到大会主席团。
人代会现场唇枪舌剑的场面，王文华记忆犹新：当时代表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因考虑到取水口放到松江区后，当地的一些乡镇企业、养殖场作为污染源须接受整治或干脆关闭；且这项工程耗资几十个亿，牵涉面太大。王文华和更多的代表则赞成开新的引水口，“不能再让上海几百万人喝脏水了！”
最终会议经过审议，通过《关于黄浦江上游引水二期工程议案的决定》，授权市人大常委会对该议案进行审议，作出相应决定。1994年7月，引水渠道2.1标段率先开工。至1995年，该项目有5个标段开工，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整个工程计划于1997年底通水投产，上海饮用水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记者周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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