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为文学保留一块纯净的天空
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
陈思和,1954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在巴金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等多方面成绩卓著，出版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等多种专著。
8月27日，陈思和教授应邀参加由《读者》杂志社、甘肃省文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读者》·甘肃文学论坛”。此间，记者有幸就当前文学方面的诸多问题采访了他。
记者：无论是在文学史的研究中还是在教学实践中，您都非常强调文学作品的功能，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陈思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都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忽略了作品。离开了作品的文学史，就如没有了星星的夜空，是无法想象的。我相信，任何文学史叙述都必须建立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的研读之上；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如果没有阅读成百成千部文学作品，没有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融会贯通，如数家珍，那么所谓的文学史理论体系都是别人的，他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和学术观点。
作为一名讲授文学史的教师，我越来越感到中文系的学生文学感受力在下降，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过去我分析某个较有影响的作品时，只要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学生们必有反响，可现在一路讲下去，激不起一点浪花，如入无人之阵。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大多没有读过这些文学作品，学文学却不读文学经典，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记者：现在社会上诱惑很多，有的作家的心思不在创作而在炒作，评论家没有了批评只剩了褒扬，您对此有何评价？
陈思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本书出来，从作家、出版商、书商到评论家都加入了图书的促销活动，站在创造利益的角度，出版商、书商包括作家的行为都无可厚非，惟一要批评的是评论家。正是他们职业道德的缺失才导致文学标准的失衡，导致文学自信力的丧失。过去的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认真研读之后的批评，现在的评论家却很少认真读作品，大家引经据典，从概念到概念，都不是自己要说的话。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提倡批评的个性，呼唤批评的良知，呼唤真正有真知灼见的批评。
还有就是对批评文章规范的理解，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写成了学位论文。我过去曾为一位剧作者写篇评论，编辑看后却提醒我，说文章没有引用古典戏剧理论。让我感慨良多。现在大学里受教育体制的影响，一些所谓的“论文规范”逼得人们性灵顿失、才气全消，根本谈不上学术价值。自从规定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否则就拿不到学位的土政策以来，许多被列为“核心”的刊物，文章论题却越来越宏大而且空洞，发表在其上的文字，却毫无新见，……所以，我觉得文学批评是要有一个较大的突破才好。
记者：您主编的《上海文学》非常看重西部的作家作品，并力图以西部作家和“西部文学”来与时下流行的创作倾向相抗衡，您为什么选中西部，通过您的实地考察，西部作家和西部文学能否担此重任呢？
陈思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刻，文学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领域，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精神的奢侈品。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虽然作家如云，但真正能够写出好作品的实在很少。应酬、开会、出国、吹捧、身体等可能会制造一些泡沫，但制造不出真正的文学。现在传媒炒作与许多利益集团（如书商、奖项等）直接相联系，取代了严肃的文学批评；也取代了作家真正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和表达生活的兴趣。一个20岁不到的青年人可以同时与几家出版社签约，而且都是写长篇小说，他不靠胡编乱造怎么活？所以我对这个时代的文学真是有些失望。我向往西北，就是想在一片还未受污染（或者说少受污染）的土地上发现真正能贴近生活大地的文学创作。这段时间我相继去了宁夏、新疆，这次又来甘肃，就是想与西北作家作一些面对面的交流。上海是一个灯红酒绿的繁华地，也是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但是在文学上实在是一个三类地区，贫乏地区，需要依靠扎根生活的作家们扶一下“贫”。
我主编杂志以来，《上海文学》连续发表了“西北青年作家专号”“广西青年作家专号”，西北青年作家的作品，像宁夏的石舒清、张学东、陈继明，新疆的刘亮程、董立勃，甘肃的雪漠、王新军等人的作品发表后都获得读者的好评，我希望上海的读者能够关心西北地区的中国，看看西北地区的普通人是如何生活和如何看待生活的。而不要把西北地区仅仅看作是一种猎奇寻古的旅游地。
西北部的作家有很好的生活底气，也有很清纯的创作气象。问题是不能满足偏安一隅。因为再僻远的地区也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一定要想到你是人类的一分子，应该面对人类说话。但现在有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生活已经过时了，应该描写都市文化或者现代生活才是与时俱进。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有害的，谁也没有权利指使作家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而去迎合所谓时代的需要。难道今天的生活不是当下的生活现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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