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伊始，高校热点新闻不断，至今仍在持续发生。这反映当下的教育问题多多，当然我们也可以乐观地认为这是全社会对教育重视程度增加的体现。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应该对一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持久的关注。
在这当中，媒体对暑期里引发热烈讨论的高校禁租令的追踪报道引起笔者的兴趣。
教育部在6月份下发“禁租令”，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随后部分地方教育部门转发通知时下达了更加严厉的“斩立决”——违者开除。如今开学了，这纸禁令执行情况如何？据报道，“禁租令”遭到了学校和学生的冷遇，上海、广州等地高校学生在校外租房量占全市租房市场总量的三分之一，未来几年广州大学生外宿比例将达到50％。
从报道中看，教育部的禁令给部分学生带来巨大麻烦——申请外宿要提交繁琐的九大文件，有些学生为了应付规定不得不在租房的同时保留在校内的铺位，增加了经济负担，除此之外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学生并不是朽木不可雕的“极少数”，而是占了学生人数的三成左右。如此众多的青年学子甘冒受处罚的风险校外租房，教育部的规定是否有些脱离实际？
单就个案来看，如此一个在法理上与自由精神背道而驰、在操作上让学校当局无从做起的文件本身就值得商榷。但倘若细究起来，问题还不至于如此简单。
这涉及到教育的目的问题，而这个目的问题又和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管理的理解和目标紧密相关。首先我们掐指算一算，类似这样的规定还少吗？最典型的是暂住证，既违背宪法精神也无法彻底执行。还有一些规定在法理上有争议而在执行上无法贯彻，比如行贿受贿之于官员，违规贷款之于民营企业家。这些规定产生的后果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公民都成“戴罪之身”，而管理部门则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也就是说，这些人平常都工作生活自如，而一旦某方面冒犯管理者，管理者随手抓起一条理由即可治之。
在此个案中，据禁令，30％－50％的高校学子已然犯规。可以想见，学校当局不可能对他们全部调查处罚，但是却拥有法规赋予的权力和操作上的可能性，来随时处罚其中任何一位学生。这些学生为了避免处罚，只好在其他方面尽可能地成为顺民。
回到教育的目的问题，是鼓励学生独立自由还是成功控制呢？如果目的是后者，显然这道禁令如同它在其他领域的姊妹禁令一样，是非常成功的。
有关部门已经指出禁租令有助于在校内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证实了这个目的，而且说明这个规定只是达成这个目的的链条中小小的一环。
也许这个目的仅仅来源于观念问题。观念不同导致了面对同样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比如安全问题，西方国家的学校当局并不比我们面临的压力更小，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类似的规定。美国有校园没有围墙，法国的名校甚至连一个像样的校园都没有，更何况统一管理的学生宿舍。他们如何解决安全问题呢？就笔者在美国访学所见，校园里随处可见印制精美、内容详备的租房指南、安全手册等，学校有针对租房集中地区的专线车，夜间有陪送服务等，其考虑之周到细致，劝说之礼貌耐心，令笔者作为旁观者也感到汗颜。
至于另外一个主要理由，即校内统一住宿有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习，更是几乎扯淡了。且不论如此严格控制之下的年轻人除了背书之外还能学到什么东西，也不必比较中西方围墙内外的教育谁更成功，单就外出租房学生的学习成就是否更差这个结论也很可疑，有关方面可以做一个定量研究。就笔者的个人经历而言，回首往事，当年大学同窗中既有恋爱同居者，也有童男童女身，无论是当年的学习成绩还是今天的事业成就，根本不能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本期专栏作者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长平：《外滩画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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