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莹莹、刘勋“命悬尘肺”

　　《聚焦三农》张莹莹

　　2003年12月份，制片人交给我一张报纸，说上面有个选题不错，看看能不能做期节目。这是一张《经济日报》农村版，转载的是陕西《华商报》记者方舟的文章《粉尘杀手》。报纸很薄，沉重的是我们的心情—－按当时的报道，已经有11个民工被尘肺病夺去了生命，还有至少30人在生与死之间挣扎……

　　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就具备了故事化表现的元素，内容也不乏悬念和冲突，又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所以这个选题被制片人和主编迅速通过。

　　2003年12月中旬，我和摄像刘勋赶往陕西省山阳县。从省会西安到山阳还有400多公里路程，要翻越两座大山和若干座小山。路是我们没有想象过的险—一就架在高高的山梁上，蜿蜒曲折，一面是高山，一面是深渊。我们坐的是一辆租来的破旧普桑，司机一路上大玩车技，还不忘安慰我们说，放心吧，越是这样的路越不容易出车祸。

　　在尘肺病发病率最高的山阳县石佛寺乡，我们拍摄了整整四天，这四天看到、听到和拍到的东西，让人终生难忘。

　　从3年前开始，这个贫穷而闭塞的村庄就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江谋福、李光成、李光山、秦吉友、李光义…一个挨一个地病死了，死时都一样喘不上气。他们都当肺结核吃药来着，但是一点用也不顶。李光成死前倒是去山阳县医院瞧过医生，拍了X光片，确实肺上问题严重，但和结核又不一样，至死他都不知道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之后，杨虎子、谭从华、谭从贵、谭从宏、刘明升、刘明成、刘明忠、刘明春……发病的人数越来越多，几十个青壮年先后丧失了劳动能力，平均年龄只有32岁。年轻的男人们杵着麻秆样的腿倚坐在门框前，虚汗如雨，呼哧呼哧地喘气，成了当地最常见的场景，更严重的躺在床上连翻身都不能。

　　最悲惨的是尘肺民工的葬礼，送葬的全是白发老人、瘦弱的女人和少不更事的孩子，他们送走自己最亲的人，也被抽走了生活的支柱，男人没了，天也就塌了…而这一切，只因为他们在陕西省洛南县的陈耳金矿打过几年工！

　　2001年9月，30名山阳尘肺民工联合向陈耳金矿提出申请，要求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相关待遇，申请没有得到理睬。9月21日，他们又集体向洛南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也迟迟得不到答复。最后，在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的过问下，洛南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才终于表态立案调查。

　　问题出现了。申请工伤职业病待遇必须先进行职业病鉴定，而职业病诊断的权威部门是地区级以上的卫生防疫站。也就是说，这些民工们在医院所作的诊断无效。

　　2001年11月6日，民工代表到商洛市（当时的商洛地区）卫生局联系职业病鉴定事宜，卫生局拒绝了民工自费进行尘肺病检查的要求。理由是，尘肺病诊断几十年来一直执行由原工作单位陈述劳动者从事有害职业工作历史的制度，要检查必须要有单位介绍信。

　　现实和民工开了个玩笑。陈耳金矿自称粉尘浓度达标，怎么会给民工开尘肺鉴定的介绍信呢？正在绝望之际，当时还未实施，但已经被通过颁布的《职业病防治法》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其中规定，劳动者可以依法申诉职业病诊断，如果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应诊断为职业病。

　　2001年11月15日，山阳县42名受害民工自费在商洛市卫生防疫站进行尘肺诊断全面检查。

　　经过初诊和复诊，最终的尘肺鉴定结果一等就是80多天！2002年2月8日，还有3天就要过年了，结论出来了：参加检查的44名民工中，32人患有尘肺职业病，其中28人为二级以上重病患者，他们成了建国以来陕西省检查出的最大尘肺职业病民工群体！

　　有了鉴定结果后，出于种种我们可以想象的考虑，在陕西贺宝虎律师事务所援助下，尘肺民工打算放弃劳动仲裁，和陈耳金矿打人身伤害官司，谁料新的问题又来了。省高院和商洛中院指派洛南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但是，在洛南县法院，32位民工的集团诉讼被驳回，要求个案审理。

　　2002年11月1日，洛南县人民法院给28名当事民工分别下发了出庭通知书，并称案件将于2003年1月16日起陆续开庭。

　　但是，庭却一直没开成，因为案件审理只有尘肺民工的职业病鉴定证明还不够，还要有工伤鉴定。民工们又开始向洛南县人事劳动局申请工伤鉴定，没想到却是困难重重。法院的庭审时间推迟到2003年4月，又推迟到7月、10月、11月…就是在这无望的等待中，尘肺民工王金堂服毒自尽。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磁带上记录的素材越来越丰富，我和摄像刘勋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在来《聚焦三农》之间，我在《科技苑》，刘勋在《致富经》，做的大部分都是给人唱赞歌的节目，没想到到《三农》才几个月就赶上了这么一个选题，记者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被突然放大――陈耳金矿的粉尘浓度到底超不超标？是否要求民工采取防护措施？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为什么不去监管？为什么先是迟迟不立案？后是迟迟不开庭？…深入成就深度。我们都想，下面的路无论多难都要追踪下去。

　　离开山阳县，我们先赴商州市卫生防疫站寻找当年给民工做尘肺病鉴定的医师，然后一路直奔洛南陈耳金矿。

　　还没进洛南县城，就看见马路两侧密集的广告灯箱上，无一例外全打着“鑫元股份”的字样，扎眼地排出去很远。司机说，“鑫元股份”就是陈耳金矿的上级单位。看来，我们要啃的这块骨头财大气粗，不容小觑。

　　在陈耳金矿，安环科的刘科长和测尘员杨建军接待了我们。他们提供的测尘记录和粉尘浓度报表破绽百出。测尘员杨建军“嫩”点，镜头前很是紧张，有些情况简直是不打自招，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个“突破口”。最后，我们打算到矿洞里看一看。

　　18号坑道在秦岭的5000米深处。我和刘勋换上工作服和长筒水靴，坐上了矿上特意安排的矿山车。车开动不久，我们就驶进了无边的黑暗，脚下是哗哗的水流，耳边是矿山车的巨响，头上的岩石不断地滴水，衣服不一会儿就湿漉漉的。矿山车的动力全靠一根金属棒和头顶上的电缆碰触来获得，碰一下，一道刺眼的蓝光就会撕破黑暗。刘勋就坐在司机的后面拍摄，我则闭着眼睛熬时间—－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两个，两个半….终于，我们到了！

　　不知是矿上在故意设置阻力还是其他原因，我们刚刚来到，18号坑道的风钻就出了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来到坑道，却无法拍摄到民工打钻的画面。那什么时候能修好呢？回答是不知道。

　　我和刘勋决定，等！非把风等来不可！

　　坑道四通八达，有时拐了一个奇怪的弧度上去，有时又直通通的伸到更深的地下。到处散落着矿石、机械、木料，人却很少，照明就靠几个灯泡，四处黑影憧憧，寂静得可怕。刘勋开玩笑说，瞧这环境、这氛围，要是配上点恐怖音乐，特别适合发生凶杀案…玩笑归玩笑，这时候我们才开始庆幸，幸亏陈耳金矿是一家正规的国有煤矿，要是碰上那种无法无天的私人小煤窑，随便制造一起塌方什么的，我们也许真会成为凶杀案的主角…

　　四个小时之后，风钻终于修好了。民工采取打“水眼”作业的方式，佩带防护面具，工作面能见度较高，在现场闻不到刺鼻的粉尘味儿。这一切与山阳民工的描述完全不同，为了拿到更确凿的证据，我们决定采访井下的矿工。

　　但是，陪同我们的刘科长和安全员很是警惕，一直不让我们和民工有任何正面的接触，不过后来我们还是寻找时机暗访了两个钻工，实录如下：

　　记者：以前你们的工作条件有这么好吗？

　　民工：没有这么好 以前没有发过口罩 都是打“干眼”。（注：我国的《尘肺病防治条例》明文规定，工人必须采用一边打钻一边用高压水降尘的“打水眼”方式作业，如果“打干眼”就会造成严重的粉尘超标从而导致其患上严重尘肺病）

　　记者：那是从什么时候条件开始变好的？

　　民工：从山阳人得尘肺病以后。

　　矿山车驶出坑道之后，天已经黑了。一直等在外面的司机焦急万分，后来他告诉我们，要是再晚出来一刻钟，他就要报警了。

　　调查到这里，基本上是山阳民工和矿方各执一词，尽管又暗访了井下的矿工，但总觉得作为证据份量还是太轻。这时，《华商报》记者方舟帮了我们的大忙。

　　早在2001年，《华商报》的文字记者方舟和摄影记者谢海涛就开始调查此事，他们化装成民工，在陈耳金矿进行过整整3天的暗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后，谢调离，但方舟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追踪报道山阳民工尘肺案。可以说他既是记录者又是目击者。

　　感谢方舟。这位勇敢的记者在镜头前的描述使陈耳金矿粉尘超标的过去清晰地浮出水面，谢海涛在坑道里拍摄的照片更使得这一事实铁证如山。

　　但是，就在此时，陈耳金矿找到我们并且语出惊人：《华商报》记者拍摄的照片是造假的，照片上的民工杨尚西可以作证。问题在差一点就功德圆满的时候出现，真不知让人是喜是忧。从节目的角度考虑，自然是悬念迭出才能引人入胜，但是作为指认陈耳金矿粉尘超标的重要证据，这张照片实在是意义重大，如果它真是假的，那就意味着以前拍摄的一切都得推翻重来…不管怎样，必须要找到照片上的民工杨尚西！

　　但是，杨尚西早已离开了陈耳金矿，几天后我们终于在西安找到他时，这个老实的农民刚刚被查出患了二期尘肺，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他承认，当初受金矿威逼，自己说了假话、作了假证。也就是说，照片是真的。

　　这真是一个让人额手称庆的结局。

　　《命悬尘肺》播出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我们采访过的32岁的尘肺民工刘明生去世了，又过了两天，30岁的陈明金也离开了人间…

　　《命悬尘肺》播出一周之后，洛南县法院终于开庭宣判，5位已经死亡的尘肺民工获赔人民币9万6千元…

　　2004年7月，《命悬尘肺》获得栏目季度评选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