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哪些新的突破，它的出台给大型国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几位大型国企的老总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 文/本刊记者 李兵
近日，国家发改委首次采用“核准 制”方式批准了大唐集团等5个企业的投资项目。这是继7月25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关于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质性举措。那么投资体制改革的亮点是什么，在那些方面有新的突破，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如何，国有企业如何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实现更快的发展，《法人》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兵器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温刚、中国移动副总经理李跃和第一重工副总经理马克。
投资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法人》：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其实早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商讨和酝酿，但历经波折，直至今日才“横空出世”，在当前，出台《决议》有何现实意义？
温刚：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改革将赋予企业资源配置的决策权，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收益水平，推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及出资人监管到位，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马克：投资体制改革也打破了过去多年来实行的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项目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制度，这从根本上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的投资模式，实现了投资体制从计划模式向市场经济方向的转变。
李跃：投资体制改革将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定》扩大了企业的投资自主权，限制了政府的审批权，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和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责任会更加清晰和明确，将去那种替企业决策、发展操心的格局将基本改变，这会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政府所谓的缺位和越位现象。此外，推行“代建制”， 突破了政府工程的旧有方式，投资行为得到了规范，这改变那种政府集决策者、投资者、建设者、监理者于一身的状况。这有利于克服“三超”（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现象，缩小权力的寻租空间，逐步消除某些政府投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
《法人》：与过去相比，新的投资体制有那些突破？
温刚：《决定》确立了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确保企业投资的自主权；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包括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补助、转贷、贴息）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与审批制相比，核准制有许多制度创新：首先适用范围不同，审批制只适用于政府投资或使用性资金的投资项目，核准制则适用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或限制类项目；其次，审核内容不同，过去的审批制，政府既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又从投资所有者的角度审核企业的投资项目而核准制，政府则只从社会和经济公共管理的角度审核企业的投资项目，主要审核“经济安全、资源利用、环保、防止垄断等”，而不再代替投资者对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建设技术方案等进行审核；再次审核程序不同，审批制要经过“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工报告”三个环节，而核准制则只有“项目申请报告”一个环节。
李跃：新的投资体制，赋予国有企业更大的投资权限，特别对大型企业集团，可以获准编制中长期投资规划，国家主管部门只对规划进行审批，而对具体的项目只做备案，这也更突出大型企业集团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性。
马克：这次投资体制改革，还有利于建立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出资人制度、投资风险约束机制以及重大投资的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企业拥有的更大的决策权，但另一方面也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要建立健全投资体系，注重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监督、评价机制，更加重视国有资本的保值和增殖，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逐步改变过去那种“出资人”虚位的状况。特别对于政府投资，将建立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改变过去那种对投资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和损失无人承担责任的现象，减少某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同时完善监督体系，对政府投资的全过程进行监管，并鼓励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
《法人》：虽然与过去相比，投资体制改革是一项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综观《决议》全文，是否还有一些亟需提高和完善的地方？
李跃：投资体制必然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完善，有些改革措施尚未完全到位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国家正在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核准的条目可能相对较多。在2004年核准目录中，就明显提高了钢铁行业的准入门槛，新上马的钢铁项目都要经国务院相关部门核准，新增电解铝、氧化铝项目也要在国务院一级核准。但是要防止一些核准条目在实施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成为变相的审批制。在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同时，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配套改革显得更为迫切，没有融资体制改革的支持，企业有关投资的决策自主权只会成为空话。
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法人》：长期以来，“搞审批”、“跑项目”成为企业的重要任务，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投资体制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和难得的机遇，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温刚： 以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为例，我们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中国最大的武器装备制造集团，拥有武器及民用产品的研发、贸易和生产企业120多家，总资产逾千亿元，由于企业集团的情况特殊，因而既有接受国家审批的项目，也有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的项目。如军品项目投资依然实行国家审批制，由于这一领域涉及到武器的研制和开发，关系到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当然要接受审批。但是随着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的深入，贯彻落实寓军于民的思想，国家可能出台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公共产品的准入条件，如果社会资本部分涉足到该领域，将会加剧这一传统垄断领域的竞争性，对集团公司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李跃：按过去的要求，中国移动的投资规模超过5000万元，就要由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审批。而且一般要经过“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多个程序，时间少则半年，多则好几年，移动通讯技术更新很快，要按照原有的做法，企业早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失去了市场和竞争优势。因此，很多变通的做法都曾经尝试过。如今有关投资体制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把以前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做法合法化，它不仅确立了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而且还特别授予特大型企业集团可以采用规划核准代替项目单独核准的方法，甚至可以特事特办，打包处理项目规划，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大型国有企业项目运作、投资决策能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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