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天安门地区现在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将成为一片工地，它和旁边的原美国使馆、荷兰使馆以及周边的一些建筑将重新建设并更名为“国家博物馆”
本刊记者/孟静
陈少峰从南方来到北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他从未想过去毛主席纪念堂东面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看看。这对一个北京普通老百姓或许算不上什么，但陈少峰是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他说：“我是学历史出身的，革命史是大学里的必修课。”
陈少峰的淡然从另一方面显示了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尴尬处境。
事实上，用不了太久，也许革命历史博物馆会永远成为教科书扉页上的那张彩色照片，因为它在第11个五年计划里将成为一片工地，和旁边的原美国使馆、荷兰使馆以及周边的一些建筑重新建设并更名为“国家博物馆”。
“十五”最大的文化设施投资项目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王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九五期间的国家级项目有7个，而十五期间这类投资将会达到一个高峰，已经知道的就有国家图书馆、故宫地库、中央歌剧院剧场、国家数字图书馆、新建中央电视台等等，而国家博物馆肯定是十五期间提出的投资最大的文化设施项目。”
据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国家博物馆建设提案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说，建于1959年、面积6.5万平方米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将扩充到20万平方米。20万平方米意味着什么？三个梵蒂冈或者比卢浮宫更为广阔。这份提案的题目是《加快天安门地区规划，促进国家博物馆建设》。在回答天安门地区是否有足够的位置留给国家博物馆时，国家文物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笑笑说：“那就拆迁吧。”王军也说，国家博物馆是展示中国文明形象的标志化建筑，天安门地区是必须的选择。
革博、历博的尴尬处境
在没有国家博物馆的日子里，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一直发挥着展示国家形象的作用，但因为当时是一馆设计，现在却是两馆共用，文物库房、展厅、办公和其他设备的不配套、功能不全、互相挤占和基础设施的老化问题日渐突出。博物馆方面认为，现有文物没有足够的条件来保管和展示，震撼世界的考古新发现不能及时同观众见面。而在许多老百姓的眼中，“革博、历博，那里放的不是跟打仗有关的东西吗？”实际上，其中的藏品已经不是与国际一流博物馆作比较的问题，而是处于藏品的数量与珍贵度逊色于上海、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博物馆的尴尬处境。用一位专家的原话形容是：“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品实际上是革命文物的实物化图解。”而它本来的作用显然不应仅限于此。
而来自于同一城市的竞争是2005年可以建成开放的首都博物馆新馆。这个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新馆在脱离了孔庙的狭小与破败之后，终于可以让25万件文物、70万件古钱币的藏品重焕光彩。与之相比，革博、军博12万件文物收藏量显得过于单薄。
在张文彬的提案中，国家博物馆将成为融历史、民族、文化、艺术、民俗、美术、国际友谊为一炉的全能型博物馆。据国家文物局一位官员说，最初的构想是建成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样的现代艺术展览馆，而在由一个国务院秘书班子具体起草方案的过程中，不知是什么原因，方向转为类似于卢浮宫的集历朝历代文物、功能极全的大型博物馆。
藏品从何而来
如果包含古代文物，这个未来的博物馆的功能与观众群会不会与故宫相重叠呢？陈少峰认为这倒不必疑虑：“故宫是以建筑和明清文物为主的博物院，而中国需要一个以公益目的为主的国家级博物馆，也可以和故宫形成呼应。”
故宫和卢浮宫都是以古代皇宫为基础。在世界十大博物馆中，除了1941年建造的华盛顿国立画廊以外，其它9个都是建造于17世纪以前。卢浮宫的40万件藏品大多是现存的世界上最珍贵的文物，远非革命历史博物馆现有的藏品可以相比。而建成后的国家博物馆藏品从何而来？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文物局官员说：“其实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从各地市博物馆征集，但实际上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各省文物局是直属于省政府，并不归国家文物局管辖。以前试过征集，但人家根本不听你那一套。而既然是国家博物馆，肯定需要最顶级的文物，如果仅仅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巡展，就干脆叫展览馆好了。”他担心国家博物馆可能会成为一个“空壳”。
2006年之后，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个名字将成为历史，它与中学课本中曾有过的《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一样将成为一代或几代人的记忆。
陈少峰说：“在大家的印象里，革命就是农民起义，这个名词的出现频率会越来越低。国家博物馆这个名字更大气，更包容，更与世界接轨，也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
文化场馆：太多盲目上马
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中，盲目上马和重复建设比比皆是
本刊记者/孟静
“从数字上看，我们每年的文化设施建设都是呈上升趋势，而且上升幅度会越来越大。”文化部统计处处长李建军说。他是每年文化部统计年鉴的撰写者。“最明显的数字是九五期间：全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累计投资额是125.54亿元，比八五期间增长了100.2%,公共图书馆也从1995年的2677个增加到了2000年的6045个。”
然而在这股文化设施建设热潮中，也出现了盲目上马和重复建设。以剧院投资为例，2000年全国有三个投资亿元以上的地方项目，全部是大剧院。在剧院建设热潮中，甚至同一个城市一年内盖两个性质相同的大剧院，比如杭州和长沙。对文化产业深有研究的陈少峰说：“一个城市盖两个大剧院是完全不必要的，这种投资注定收不回来，剧院不过是当地政府的政绩工程。”
类似现象并不少见。中国美术馆的扩建就是在国家美术馆确定修建之后匆匆上马的。一位专家说，中国美术馆的现有展厅不够展示所有藏品，又怕被国家美术馆借去藏品，所以才有了扩建。展品的匮乏与展厅规模的膨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场馆建设不断超支，门票收入却入不敷出。现在的情况是无论盈利与否，没有人会为此承担责任。全国建了1000多个“西游宫”式的人工游乐园，现在却基本都已死掉。
对文化设施管理混乱同样是个问题。同类型的文化设施归众多不同的部门分管，比如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分属于国家文物局和北京文物局，他们对对方的建设都表示“完全不清楚”。文化部一位官员也提到此类问题：“国家图书馆的建设是由国家计委拨款的，而像首都图书馆就归北京市政府管了”。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叶朗说，长期以来，我国许多文化经营部门被当作事业单位来看待，在一些文化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早已不能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要。
陈少峰则认为，大量兴建文化设施并不能简单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一个城市的硬件设施应该与软件，比如城市的整体风格、市民文化水平，包括文化设施的营销战略相配套。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是政府的建设热潮，另一方面却是老百姓的漠然。拿最常见的文化消费 电影来说，现在中国人年均看电影0.5次，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年票房收入约2亿美元，仅占美国的1/30；香港一地的票房收入就比全国的总收入还要多。即便是在电影市场最景气的上海，人年均看电影的支出也不到10元。
“很多文化设施缺乏人文考虑，同时又不顾及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结果赢利与公益两者皆失。”陈少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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