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一部数字视频机，降低了影视拍摄的技术和价格门槛，颠覆了曾经被少数人所垄断的影像话语权，为个人用影像进行自由表达提供了可能。这股蓬勃兴起的民间力量，向官方制度化制作权威发起了猛烈挑战
孙志强惯常在下午3点左右出门。出门时，他惯常会带上那台SONY DV。自从去年买了它之后，只要出门在外，孙志强总和它形影不离。
那天风很大。北京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沙尘暴袭击，空气中弥漫着沙和草根的咸腥味，世界被裹在一片昏黄之中。孙志强拨开DV的按钮，把镜头对准了漫天狂沙，对准身边每一个拉紧衣领、匆匆而过的行人。他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我要把它拍下来，看看镜头里的北京是什么样子。”
“DV已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的眼睛一样，帮我打量整个世界。”
像孙志强这样的“DV一族”证实了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一句话：任何媒介都是人身体器官的延伸。50年前这样的判断曾引起学界嘲讽乃至猛烈抨击
我拍，故我在
“上帝每天都在造人，他刚把人造出来，就被魔鬼给吃了。可上帝不管这些，继续造，魔鬼则在旁边不停地吃。最后魔鬼都不耐烦了，说：‘你造那么多人干什么，不都得被我吃吗？’这时，上帝突然回过头来，满含热泪地对魔鬼说：‘你总得让我有点事做吧。’”
你总得让我有点事做 当被问及“为什么喜欢用DV拍东西”时，孙志强调侃地给出了这个“消极”答案。
当然，这不是真正原因。
在成为“彻底的DV狂热者”以前，孙志强其实有份还算不错的“事”做：在新疆一家国企里当工人，工作单纯而又清闲。四年前，热爱摇滚的他放弃工作来到北京，住在东北旺一个叫树村的地方。那里因为聚集了上百名摇滚歌手，而被称作中国的“地下摇滚公社”。
“我们是一个不被了解的群体，是人们心目中的边缘人、怪物。来来往往的人，看我们的目光都是‘猎奇’式的。”孙志强讲了一件令他难忘的事：曾经有位记者来树村采访，临走时丢下一句话——这些人怎么都跟练了法轮功似的？
这句话让孙志强很难过，他说他们不是“垮掉的一代”，而是和所有人一样，爱父母兄妹，有爱情、友情和社会责任感，“骨子里仍旧传统”的群体。“其实无论边缘或是主流，都是一种常态，我们不过是表达思想和声音的方式不同罢了。我没想过要向主流靠拢，但需要被别人感知，需要沟通和理解。”
DV，就成了敏感而忧郁的孙志强自我表达和倾诉的有力武器。他不加矫饰地记录身边的一切：树村的摇滚“村民”、表情漠然的路人、野地里奔跑的动物、甚至毫不起眼的农家房屋，所有事物在他的镜头里都变得清晰而鲜活，有了崭新的涵义。
“DV是很个人的东西。单就持机姿势而言，每个人都有不同，就更别说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了。” 孙志强说，与集体创作表演的摇滚乐相比，个人化的DV是更适合他的一种表达方式，可以展现他全部的精神和思想。
孙志强已经拍摄了500多盘素材带，其中以身边搞摇滚的朋友为主要拍摄对象的DV作品《自由的边缘》，在DV圈中颇有影响。
“现在我特别忙：拍片、看素材、后期制作、与别人交流，每天都很充实，彻底摆脱了以前那种虚无的精神状态。”孙志强说：“也许我们的镜头还很幼稚，甚至是粗糙的、笨拙的，但再过二、三十年，回头看这些片段时，你会发现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的，它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真实的生命轨迹。”
影像的民间力量
每一个周六晚上7点，清华大学东门外的“盒子”酒吧里便开始人头攒动。“独立电影”、“DV”、“影展”这样的词汇，从人群中频频闪现。
这里是北京独立电影制片者的聚集地，DV“发烧友”的“大本营”。北京实践社把民间的影像爱好者召集起来，每周末在此举办电影沙龙。
实践社负责人羊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从去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了中国首届独立电影节以后，许多专业的、非专业的人士，都纷纷加入到DV拍摄队伍中来，目前实践社已有6个DV拍摄小组共100多名成员进行创作。在沈阳、广州、上海等城市，也出现了类似实践社这样的民间电影交流沙龙，一股DV创作热潮正在全国各地蔓延。
“在以前，电影是‘贵族的艺术’，拍电影的人也是为人所景仰的、高高在上的。然而，DV的出现，把电影的技术门槛降到很低，人人都可以拍电影，人人都有了影像表达自由，影像第一次走进了民间，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
在羊子看来，电影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形式和意识形态载体，更是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物品。据他介绍，用电影胶片拍摄4分钟，需要花费1000多元，而一盘60分钟的DV带，只需40元左右，批发更可便宜到30元。价格，成为推动人们竞相用影像实现自我表达的首要力量。
“有了DV，大众不再是电影的评论者、观望者，而是有机会参与进来，平等拥有了用影像自我表达的机会和权力，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跨越。”北京独立电影制片人仲华认为，DV首先是对长期被专业人士垄断的“影像霸权”的一种叛逆：低价格，让很多影像爱好者可轻易拥有，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低技术门槛，拍摄者们甚至不需要经过专业训练，就可凭借天赋和对生活、艺术的感悟，拍摄出DV作品。
尽管很多人认为DV不过是一项技术进步的产品，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工具的变迁，必将使附着在上面的非技术性品质得以张扬。譬如：影像话语权、自由的思想表达、抵抗制度化的电影生产等一系列概念的浮现和流传。
羊子说，追根溯源，电影学院那些没有机会拍片的在校生、毕业生，是DV浪潮的最初推动者，DV是他们“练手艺”、实现艺术理想的最易行方式。之后，DV普及民间，成了影像爱好者自我表达的工具和通道。
仲华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在北京当了十来年兵的他在军队时是个放映员，那段经历让他对电影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复员后，他没有回家乡，而是进了电影学院学习摄影，毕业后成了“独立制片人”。目前已用DV拍摄了4部记录片，其中一部还获邀参加多个国际影展。
这股蓬勃兴起的民间力量向官方制度化制作权威发起了猛烈挑战。羊子说：“DV影像运动”打破了旧秩序，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个人的历史笔记
“人人都有表达的欲望，都想倾诉自己受到震撼的内心世界。而时代和社会的沧桑变迁，提供了更多素材和令我震动的场景、事件，让我有更多表达的冲动。”北京独立制片人冯晓颖在谈到影像表达的原动机时，她更多把自己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
《斥力——码根码》是冯晓颖一部成功的DV作品。那是1997年冬天，整个北京城的电线杆、立交桥下、胡同的厕所里，都可看见用黑色油漆书写的三个大字：码根码。这引起了很多人注意。它的始作俑者是一位年逾六旬的退休物理老师，为解决诸多不会使用电脑者的烦恼，自创了这套“码根码”汉字输入系统，并以破坏城市环境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广”。
冯晓颖说，“码根码”是否具有救赎面临被信息时代淘汰的一群人的力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这件事，她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体会到了社会转型期身边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无奈和辛酸。“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辛酸的，都有很多故事值得记录。DV给了我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
“我想，很多人都有过那样的瞬间：当你走在街上或是坐在汽车里，一个一晃而过的场景让你感触很深，你会不由自主地希望把那幅画面定格，永久记录下来。”在自由撰稿人王墨眼里，DV给了他以影像的“春秋笔法”书写历史的平等权利，而这以前，这种权利只属于官方和少数人。
王墨讲了他经历的一个有趣场景：买DV机那天正好赶上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成功，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聚满了狂热、兴奋的人群。一位身裹红旗、激动万分的球迷跑到广场中央，把一面红旗铺在地上，像表演行为艺术似的，跪下“啪啪啪”拼命亲吻红旗上的五角星。这时候，人群中又出来几个大老爷们，抱着亲红旗的那位球迷，在他的光头上也“啪啪啪”地亲起来。
“那个场景挺可笑，也挺感人，平时绝对看不到。现场就我一个人有DV，把这难得的一刻记录下来了。这以前，只能由电视台来拍。如果没有DV，老百姓能把这些有趣的东西记录下来吗？再过几十年，这些可都是真实又珍贵的历史记录啊！”
不可避免的时尚符号
3月22日下午5点。北京地铁站。
汤笑眉站在站台边，等待地铁经过。她手握一台小巧的DV， 正准备拍摄地铁风驰电掣进站的镜头。“就像《黑客帝国》中那样的。”
酷，是汤笑眉对DV的唯一认识，她甚至不知道DV的中文意思：数码影像。可这并不妨碍她做一个时尚女孩：“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都有这种机器，有人拍了到泰国旅游的片子，拿到班上给大家看，真是酷呆了。所以我也让老爸买了一个，拍点有意思的东西玩。”
被很多人奉为“艺术精神”的DV，在汤笑眉眼里，不过是与流氓兔挂件、流星花园画报、韩国大脚裤同等性质的物件，是他们借以展示前卫、新潮以及标榜个性的时尚符号。
曾有媒体调查得知，28%的人认为，DV的最大意义在于“为时尚媒体提供新鲜素材”，仅次于“打破电影话语权的垄断”这一选项比例。作为一种新产品，DV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进行艺术创作的新工具；新式的、时髦的电子消费品。
DV的时尚化趋势却遭到了来自电影艺术膜拜者的嘲讽和抨击。圈内流行着这样的批判句式——
“最近在忙啥？在拍DV吧？”
“你才拍DV呢！你们全家都拍DV！”
在这样的语境里，DV成了“过时”、“恶俗”、“文化品位低下”的象征，成了一个与“愤青”一样损人的名词。
大众化使用会让DV丧失批判精神 这不过是把DV看作一种艺术品类者的思想乌托邦。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一项技术革新，其最终指向都是更为广泛的人群。
北京独立制片人薛长青认为，工具性是DV的本质，它可以为任何人所拥有，而非电影制作者专属。就好比一盒颜料，普通人和绘画大师都可以用它来作画，最后是涂鸦还是世界级名画，是另外一回事。时尚与艺术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各行其是，真正的艺术是可以分化并沉淀下来的，人们没有必要去反对它的普及。
“DV的要义在于打破了影像垄断，促进了电影的民主化进程。而民主的本质就是让人人都有权参与，它保证事物的低度而非高度，我们不能忘了这个基本原则。”薛长青说。
本刊记者/孙亚菲
DV是什么
Digital Video缩写便是 DV，意即“数字视频”，是目前技术上最成熟的民用视频产品。1997年，第一款DV在日本问世，很快就以其小巧、便捷、价格便宜等特点而风靡全世界。
与其他摄录设备相比，DV体积更小，轻便易携；录影时间更长，使用6.35mm带宽录影带可录60分钟，有LP模式的可延长拍摄时间至带长的1.5倍。
性价比高是DV的最大优点。它的画面清晰度高达500线以上，相当于BETA摄像机和DVD的水平。后期影像编辑也十分方便，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的传输在个人电脑上进行后期制作。目前市面上有高、中、低三种档次的DV机出售，价格分别在30000元、20000元及10000元之间，录影带价格从30至200元不等。
中国四大民间影像社团
北京“实践社”：2000年4月1日成立；
上海“101”：1996年10月1日成立；
广州“缘影会”：1998年成立；
沈阳“自由电影”：2000年成立。
DV帮手
●广角附加镜：弥补DV在广角段的不足，且不损伤像质；
●三脚架：防止画面晃动，对画面进行精准控制；
●外接录音话筒：提高现场声音收录质量；
●视频采集卡：减少传输、制作过程中影像质量损失，且可进行特技制作；
●Adobe Premiere视频编辑软件：一种可以在家用电脑上运行的视频编辑软件，其功能可以和专业非线形编辑软件相媲美；
●家用录像机：转录素材或作品，放映用。
DV：难逃地下宿命
民间DV作品无法走进公众渠道进行播映，是政策上的偏见和自身缺陷的综合结果
2001年对诸多DV影像工作者来说可用四个字概括：悲喜交集。这一年里，发生了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国第一部用DV拍摄（转胶片）的影片《海鲜》，在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之一的威尼斯影展上获评审团特别奖；中国第一届独立影像节在北京举行，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大量DV作品浮出水面，其中不少还得到了来自主流评论界的肯定。
然而，正如紫霞仙子在《大话西游》里那句“我猜得到开始，却猜不到结局”的经典名言一样，两件事最终的命运都不甚美妙：《海鲜》因为没经国家电影局审批就参赛而被禁止公演；影像节的最后一天，组织方收到有关部门勒令终止展出的通知，不得不仓促撤出北京电影学院，转至一汽车影院完成全部播映。
两个事件让所有寄望通过DV抵达主流话语圈的影像爱好者们，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的悲喜两重天。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仍是铁板一块，民间影像要得到官方认可，路途还相当遥远。
一位美国电影学者说，任何国家都会为其提倡的意识形态设置一个过滤系统，不过所持的标准和程度不同罢了。中国当然不会例外。在许多创作者眼中，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无疑极其严格，尤其在内容方面的诸多限制，使以个人表达为主要出发点的DV作品很难通过专家委员会审查。另一个播出渠道电视台也一样，有专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把关、筛选，不符合要求的自然被排除在外。
而DV，从诞生伊始就作为个人话语表达工具，担负了反抗影像霸权的“斗士”任务，那么在题材的选取上，注定与官方标准有所不同。譬如体制内拍摄者鲜有触及的同性恋、吸毒者、三陪小姐、行为艺术等较为边缘的内容，往往成为个人创作者好奇目光探寻的重要所在。最近一部极火的DV作品《盒子》就以同性恋为主题：两位全身赤裸的女孩，坦率地面对镜头，讲述她们对人生和爱情的理解。这部好评如潮、入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片子，当初在某大学播出时，被一教授斥为“低级”，遭到有关部门查禁。
而不少DV作品在叙事手法上还欠成熟，倾向于自恋、颓废、支离破碎、梦呓似的表述方式，也很难符合审查者的一贯趣味。
与官方话语体系不符，使得DV不可避免地成为体制外的逡巡者。目前，民间DV作品只能在小圈子里传播，酒吧、大学是主要播放场所。送到国外参加影展则是谋求为公众所知晓的高级途径，第五、六代导演曾经上演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如宿命般在“DV一代”身上延续，DV这种本不具有任何属性的工具，也在这种语境下被打上了“地下”的烙印。
作为个人表达工具，DV让影像爱好者获得了话语自由，然而，作为一个群体，它仍然为传统权力所约束。公共播出渠道的限制，成为DV作品发展的最大瓶颈。独立电影制片人薛长青说，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作品，应该由拍摄、制作和公开放映三部分组成，最后一个环节的中断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无法回收付出的成本，给个人造成经济上的压力，使拍摄难以为继；二是电影作品是在观看中获得生命，没有观众的参与，作品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北京实践社负责人羊子说，除不能公开播映外，国家对民间DV作品的私下流动一般采取默许态度，这给了DV影像艺术以发展空间。目前，创作者们开始致力于以自己的方式和渠道进行“自救”。一些民间社团对DV的推广和传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譬如实践社就曾发起中国首届独立影像展，使得DV拍摄者凝聚成中国影视创作的一股后起力量。据透露，第二届独立影像节现已在筹备之中，计划选取一文化底蕴厚的省会城市召开，并力争当地政府的支持进行“合法”播映。
DV也在不断自我修正完善中展现出的蓬勃力量，开始引起主流媒体的注目。中央台、北京台等都曾购买一些优秀的民间DV作品播出，香港凤凰卫视还专辟DV栏目，为体制外的创作者们提供极佳的播出平台和一定的经济回报。所有这些，也许能给新生的DV一个未来？
本刊记者/孙亚菲
国际影展获奖DV作品不完全手册
《老头》（杨荔钠），获日本山形电影节“新亚洲潮流”单元优秀奖、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
《海鲜》（朱文）获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第23届南特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奖；
《回到凤凰桥》（李红）获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特别提名；
《铁路沿线》（杜海滨）获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新亚洲浪潮”单元优秀奖，入选2002年柏林电影节；
《不快乐的不止一个》（王芬）获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新亚洲浪潮”单元优秀奖，参展新加坡国际电影节；
《北京弹匠》（朱传明）获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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