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知识分子

　　唐小兵(上海)

　　最近南方某周刊评选出当代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相对于前阵子北京将立高考状元碑的假新闻的负面反馈而言，除了在具体的人选方面有一些争议外，这次评选更多地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在导言中，杂志开宗明义地列举了评选最核心的三个要素：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简单地说，所谓公共型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知性和德行，并因为言论和行动而导致一定的公共性的社会效果。

　　通过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管窥这个时代的流行意识形态。首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好具有学院的背景；其次，道德担当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第二个必备要素。自然，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批判性是道德关怀的重要标尺。正如该评选导言结语部分所说：“此刻，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转型期，面临着最多问题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中国现在的转型期是不是前所未有姑且不论，呼吁公共知识分子“发出声音”和“在场”，隐喻的是公民社会的不成熟和公共文化的欠缺。换言之，在今天这个时代，公民至少大部分的公民仍旧是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面对关涉自身利益的日常事件，往往很难借助制度化的渠道获得有效解决，而必须求助或乞怜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言”，公共知识分子代言的实际效果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成正比。

　　事实上，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与公民的利益诉求往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公民的部分正当诉求的实现，可能相对地削减学院知识分子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景下，学院化知识分子的面向公共发言，就必须依赖于一定的道德勇气和牺牲精神。但是，公民的这种不得已的“委托发言”很可能使整个社会陷溺在恶性循环之中，导致出现知识分子与公民的表达能力的两极分化现象。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效果，有可能导致与公民诉求直接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缺位”的被掩盖，因此，公民就只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不能确定有良好结果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社会少数精英的努力取代了全体公民的共同奋斗，那么，公共知识分子的能力再“通达圣听一言九鼎”，也无助于这个社会公民政治文化的发育。民主应该成为每一个公民日常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应该是少数人才能有资格进行的思想操练和社会行动。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次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中，存在普遍的“共识和偏见”。这表现在，50名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一位是因为为个人的切身利益而战斗，从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换言之，在这个评选标准中，作为民主社会最重要标尺的法律行为却处于“匿名状态”。只有当公民为着一个具体的利益而呼吁公共社会的关注，反抗这个社会对他的个人利益的践踏和剥夺（即便这种利益是何等的卑微），理直气壮地通过法律的途径争取对自己利益的捍卫，所谓的公共利益才不会仅仅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抽象的话语”，一个没有鲜活而丰富内容的“学术黑话”，而成为无数公民的具体利益的自然集合。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所折射的，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民知识分子”的缺席，我相信，每一个具有基本的法律知识的公民，通过为自己的利益而与侵犯者进行博弈，都可能被认同为一个“公民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诉诸的是知识和道德，而“公民知识分子”借助的是法律，“公民知识分子”的大量生成，才是民主社会成熟的真正标志，而民主社会也必须建筑在每一个公民愿意而且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获得法律救济的基石之上。公共知识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隐喻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当社会已经迈入理想的公民社会，即公民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时，公共知识分子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其自身尚缺乏一种反思而谨慎的态度，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喜好用道德语言进行公共论述，二是喜好用学术权威干预公共讨论。钱永祥先生在《略谈“公共型”的知识分子》一文中，曾经对企图向公众发言的学院化知识分子告诫到：“学术知识应该只是公共说理时运用的资源，而不应该成为‘学者专家’垄断公共生活的权威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