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特别报道关注的是公安的经费保障问题。我们记录了中国西部边陲一个小镇派出所捉襟见肘的生存现状。借此提出的问题是：警察是社会的公器，但是，如果警察困窘到连最基本的警械比如手铐、警棍都要自己绞尽脑汁找钱去买，那他们履行好“公器职责”的难度该有多高呢？
麻镇地处西南喀斯特地貌丘陵浅山区，全镇21000人，少数民族人口超过90％，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458元。集镇人口12000人，包括非农业人口5600人，暂住人口5000人。
麻镇派出所现有干警9人，但职能范围却很广，包括治安、刑侦、禁毒、国家安全保卫、村政管理、铁路护路、巡警业务、户籍管理等。除经侦和监管外，几乎涉及公安局的所有业务。实际工作量最大的是治安管理和治安防范，行政案件约占50％－60％，刑事案件侦查约占20％－30％。
问题是，除了工资外，所里几乎没有任何下拨的工作经费和办案经费。水电费、办公费、通讯费、汽油费、车辆维修、差旅费，以及接待上级检查和兄弟单位的费用等，派出所一年须要支出7万元。这些经费从哪里来呢？答案是：罚没和行政性收费。
而这几年，随着一些规费的取消和规范执法的要求提高，派出所能收取到的规费和罚款越来越少，生存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自负盈亏的派出所今天所面临的窘境是：“皇粮没吃上，口粮快没了”。
罚款还是拘留？
抓了卖淫嫖娼，然后怎么办？罚款还是拘留？对于“自负盈亏”的派出所来说，罚款能带来“经济效益”，拘留却是“赔本的买卖”。
“杨侠，走！抓人！”副所长孙刚放下电话，就冲到门边的户籍室喊道。杨侠马上扭头将事情交办给协警员，跑着跟了出去。院坝里面，孙刚已经把车发动了，杨侠“嘭”地关了门，面包车就一溜烟地往镇上驰去。
9月25日，是麻镇的赶场天。这个地处西南边陲的乡镇还沿袭着逢五逢十赶集的习惯。对于派出所来说，赶场天就是最忙的日子。除了场镇上的报警点要有民警以外，街面上还要有两个民警巡查，预防一些治安案件。11点钟，接到这个报警电话说有人卖淫嫖娼的时候，3个值班民警和备勤民警都出去了，孙刚只能叫了负责户籍的杨侠一起，俩人赶紧顶上。
面包车再回来的时候，孙刚身后多了两个人，都低着头，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穿了件皱巴巴的西装，另一个是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穿着鲜艳的红T恤。
“那个地方太脏了，就是些烂木板搭的窝棚，这个要20块，那个砍到15块……”26岁的孙刚还没有结婚，是今年才从刑侦队下到所里来当副所长的，说起细节来都有些局促不安。老干警老柏做完笔录，很仔细地数了钱，收到抽屉里，然后让两人在扣押物品清单上签了字。
在2001年高速公路修通以前，原来的麻镇曾经有几十家饭店、旅馆和修车铺。“那时候可以向商铺收治安联防费，加上特种行业管理费，每年都有五六万元，另外暂住人口管理费也有好几万元，卖淫嫖娼过去也能罚六七万元。”派出所长吴齐1996年刚当警察的时候就在麻镇，他记得，当年麻镇派出所上交给县财政的罚没款达到了38万元。
“我们这里这几年的规定一直是这样的：上交县财政的罚没款扣除12％后全额返回，行政事业性规费则返回所里一半，局里面留一半。”
但是，到今年9月为止，麻镇派出所的罚没款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只有5.6万元，比往年大为减少。
所长吴齐分析这里面的原因是，暂住人口管理费在2001年取消以后，公安的事业性收费就只有治安费、工本费、身份证和机动车三轮车管理费这几大块，但是，去年《行政许可法》颁布，要求一律不收治安管理费，发廊、卡拉OK、汽车修理等特种行业除了旅店以外都不再审批，停止办证，旅店业办证也实行零收费。同时省内还规定取消特种行业和民爆、危险物品运输等特殊工本费收取。机动三轮车今年也转归交通局管理。
这样，今年派出所就只能收取户口本、暂住证这两样工本成本和身份证的办理费。“身份证20元一张，是清清楚楚的，工本成本也一分都不能多收。”这样，他们的规费收入就少了绝大部分。
和行政性规费相比，对于派出所来说，办理赌博案件和卖淫嫖娼案件罚没款占大头。因为在所有行政案件中，只有卖淫嫖娼和赌博是罚款金额最高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麻镇派出所今年5.6万元的罚没款，有4.9万元就来自于两起赌博案和两起卖淫嫖娼案件。赌博案连收缴赌资和罚款一共3.4万元，两件卖淫嫖娼案，因为当事人都是外地驾驶员，还有货物要运输，不愿意被行政拘留，所以，一共罚了1.5万元。
但更多的当事人是被拘留。“原来卖淫嫖娼的案子绝大部分都是罚款，今年县人大代表专门在人代会上提出意见，说我们只罚不拘，就是纵容卖淫嫖娼。现在这些可罚款可拘留的案子，我们都尽量拘留。”吴齐说，从去年12月至今办了7起卖淫嫖娼案，拘留了12人。
“拘一个人，10到15天，我们派出所就要贴百把块钱。”吴齐说起钱就心痛，“被拘留的人都有怨气，都不肯交钱，这个拘留所一天的伙食费就是10元，最少10天就是100元，都要我们出。没有被子，还要租，50元一床。送了两回人，一看这阵势，所里赶紧掏钱买了5床棉被寄放在拘留所。”
“逮着一个，还要送去做性病检查，做一个检查就是60元。还是派出所出钱！”
一个勤俭持家的所长
即使公安工作必备的一些警械，也必须派出所自己花钱买。30岁的吴齐，自从当了派出所的所长，便不得不去琢磨一些省钱和找钱的门道。
9月21日，本报记者第一次在派出所门口看见所长吴齐的时候，他正从汽车后备箱里抱出一摞A4打印纸。
“到县局蹭的，免得自己花钱买，”好像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吴齐又替自己辩白说，“电费、水费、电话费、汽油、修理费，派出所哪样不花钱？下来才晓得，没得哪样不花钱！”
30岁的吴齐是去年6月从县公安局刑侦队下到麻镇派出所来当所长的，一接手账本，吴齐就吓了一跳：一年需支出7万元，罚没款返还仅3万元左右。
“这个样子还不成了负债经营？听老余说，前年交不起电费，硬是被停过几天电！”
去年下半年，刚当所长的吴齐还有些懵懵懂懂的，到年底一看，果然是负责经营，差外债4万元！
吴齐开始想办法节省开支。但协警员一个月300元的工资节省不了。麻镇辖区有110平方公里，只有9个警察，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秩序。21个协警员中，县里面出了两个半人头的经费，所里面要养六个半的人，“好在另外12个是由铁路上的机务段负责，我们帮人家管，主要就是贪图人家一年一万多元的服装费。”
他开始研究办公经费，其中有4000多元的复印费。他突然醒悟过来，把所里面原来旧的油印机找出来，立个规定：凡是需要复印20张以上的就用油印。平时所里面也很少买纸，都是所长指导员到局里面办事的时候，厚着脸皮到“财务科啊办公室啊去要一点”。
欠修车铺的钱也有几千元。派出所的车破旧不堪。10年前发的老吉普车是个“油老虎”，不敢动，能跑的只有两辆昌河面包，有一辆是一个老家在本镇的副省长向省厅打招呼送的，还有一辆是今年交警淘汰下来的，所里花了4000元去翻新，照吴齐的说法是，“除了壳壳是新的，里面几乎都得换。”他比较满意的是5部暂扣的“三无”摩托车，估计是赃物，车主不敢来要，派出所就把这车喷上了警车标识，安上了警灯，呜拉呜拉的用它们做了下乡用的警车。
“车子破点也能跑，就是加油麻烦，赊了几千块的油，门口这个加油站不让赊了，只好到别处赊，高速公路边还有个加油站，就是有点远，加一趟油就要跑5公里。”吴齐说，“现在规范执法程序，样样都要跑县里面审批，60公里的路，来回一趟就是几十元的油钱。”
日常开支事实上都有个定数，吴齐最怕的是上面要求所里面搞硬件建设。在县里18个乡镇中，麻镇派出所因为与邻县接壤，流动人口多，是个大派出所，今年县公安局要求麻镇派出所的硬件装修要达到二级所标准。
“二级所就要求有办证大厅，还要低柜式服务，就要打新的柜子，地板这些加起来装修也要万把元，还要安空调！”记者采访时看到，一楼所有地柜和贴墙的资料架都安装好了，地上还堆着木屑和刨花。好像是在开始刷漆了，整个派出所到处都飘荡着一股浓浓的油漆气味。
“我们买了专门的铁皮档案专柜、档案盒、目录，光是专用的档案电脑，就花了5000元。”一说到钱，吴齐细细的眼睛就眯得更厉害了，很心痛的样子。
吴齐说，“去年，局里面喊建档案室，答应补助我们，结果一分钱都没得，不晓得今年年底给不给？”
除了枪是配发的以外，所里的全部装备只有3副手铐，其中一副是吴齐带下来的，另外两副是所里掏钱买的。一些公安工作必备的警械，都要基层花钱买。在省厅装备财务处购买的话要37元一副，但在“外面的店子”里买下来却不到25元。吴齐还给协警员买了十多元一支的橡胶警棍，“不是那种带电的，那种要一百多一根，我们买不起。”吴齐说，“什么防弹背心、防刺手套、防弹头盔，防弹背心要2000多元，反正这些装备我们只听说过，也从来没见过！”
还有服装的问题。“你要来早点，我们的衣服才叫狼狈哦，不久前，2001年就该发的服装才勉强配齐。”扯了扯腿上的裤子，吴齐说，2001年换服装的时候局里只发了两套冬装、一套秋装、一套夏装和一件夹克便装，“啥都只有一套，特别是无领章的衬衣只有一件，每天晚上洗，白天穿，关节的地方都磨白了，没有换洗的。”
说起9名手下吴齐就觉得辛酸，觉得对不起干警，“剥削干警”。他们平均每天要干10－12小时，没有节假日，本来工资不多，还东扣西扣，700多元的工资只能拿到500多块。现在就有人要求辞职不干了。
“局里面的经费一直都紧张，好多干警办案垫支的差旅费都没有报销。”吴齐原来在刑侦队工作，1998年要破一个公路持枪抢劫案，为此去了一趟广西，加油、住宿共花了2070元。案子破了，但没抓到人，一直没给报销。直到2003年4月抓到人，局里才报了那2070元。
还有一次更惨，2001年，两名干警到浙江金华去解救一个被拐妇女，然后到杭州押回一个在逃的抢劫犯，局里只给了3000元，两个人来回火车票都要1500，怎么够？去的时候坐硬座，回程的时候，吴齐找到一个昆明铁路分局当乘警的同学，包了一个包厢，又蹭人家的饭吃，才勉强没有超支。
吴齐最怕过节，他说，“一到过节发什么的时候，我脸都是红的。”今年所里开会发月饼的时候，吴齐表了一个态：“过个中秋，就发20元的月饼，实在对不住人。明年再咋个喊，我们都不搞建设了，留点钱从优待警，安排好大家的生活！
9月24日。记者跟着所里的老干警老余，拎着那盒20元的月饼回家。
一条窄窄的巷道尽头，是一个小山坡，前面一排瓦房，后面是一幢3层的楼房。楼上住了两家人。楼道上有根水管，公用。老余家，外面一个小厨房，里面两间房。里间是大人的卧室，只有一张床，棉被凌乱。屋里没有衣柜，衣服全部都挂在钢管搭的衣架上。外头间是儿子睡的，没有床，棉被就铺在地上，墙头堆了一麻袋新稻谷。
稻谷是上周趁轮休的时候收割的。来帮忙的全部是爱人娘家的人。老余的爱人原来在高速公路上扫地的差事也是所领导给帮忙找的，一个月能得400元，但是去年父亲脑中风瘫痪以后，要回来帮着婆婆照顾老人，就没有办法接着干了。父亲长期卧床皮肤溃烂，因为买不起昂贵的西药，老余就找了些民间偏方，给父亲敷中草药。
儿子的病也是老余很心痛的事情。长得脸阔鼻方的老余，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生下来就是兔唇。去年听说有一个北京来的医疗团到西部地区来扶贫，老余张罗着凑钱给儿子做手术，悄悄地向所领导借钱，结果所里面也悄悄地补助了300元给他。
所里面小孩生病的不光是老余一家。奇怪的是，另一个干警老柏家的女儿也是兔唇。老余一直怀疑水土有什么问题。
“‘半边户’特别困难。”吴齐说。9个干警，除了吴齐、孙刚和杨侠，其余都在40岁以上。而他们中除了指导员，又全都是家属在农村或者没有工作的“半边户”。一次一位49岁的老干警说起家里的事掉了泪：“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去卖血。”
“还是要讲法律原则”
对下面派出所的困难，县公安局有心无力，县公安局自己也还有不少外债。麻镇派出所有时只能自己想办法，办法之一是努力做好服务工作，这样就可能获得外面企业的“赞助”。
困难归困难，该做好的事还是要尽力做好。9月上旬，县人大公正司法检查组到了6个乡镇公安派出所检查，到群众家里去听取意见，最后发现全部案件办理中没有出现以罚代法、降格处理或者有案不立不报的现象，6个派出所受理的255件治安案件都证据充分、秩序合法、量处恰当，档案规范完整，没有出现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冤假错案或者由办案引起的行政诉讼的案例。
对于下面派出所的困难，县公安局也没办法。县公安局自己也还有不少外债。兴建派出所和看守所，欠了建筑商几十万元，各个修车场的债务零零碎碎地加起来也有10余万元。局长告诉本报记者：罚没款在历年下降，而开支却随着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上升而增长。局里面作过一个统计，仅2002年印刷讯问笔录等各种法律文书花费就达5.68万元。车辆等交通工具也在增多，汽油费也在上涨。县局今年索性买了15辆自行车，装上电瓶、安上警灯，走街串巷巡逻。
事实上，今年县局还是有一个好消息的。去年11月，全国第二十次公安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建立和完善公安保障机制”，今年年初，局长就软磨硬泡，促使县里面将公安局80万元的公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80万元拨款中已经有30多万用于购置设备，包括两台猎豹车和10余台复印机。县局的计划是，还要给10余个一年收费不足千元的乡镇派出所发放办公经费。麻镇派出所是大所，不在补充之列，但也得到了一台复印机。吴齐的说法是，“本来水就不大，再流到小沟沟，水都没得了。”
吴齐觉得，麻镇的日子还是好过的。另一个镇子后镇的派出所两年前得到一台面包车，主动拿出来给镇政府“共用”，“那地方太穷了，他们一年只有几百块的规费和罚款，养不起那个车子！共用的意思就是央着政府出油钱和修理费！”
麻镇有10余家私营工业企业，这点更是让其他派出所的人艳羡不已。
接受赞助是很多派出所得以正常运转的“潜规则”。吴齐刚到所里面为欠款发愁的时候，就有经验丰富的人告诉他：有人会主动表示要拿钱给派出所，你嘴上要说不收，但是如果对方执意要给，就告诉他派出所欠谁多少账，他就去帮着结了。或者，还一部分钱，剩下的就算他的赞助。
吴齐的原则是，“这个不能伸手要，”吴齐说，“不过，我们开会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这么说，让群众满意，也要让企业满意，我们服务得好，到年底的时候，就可以博取老板的同情。”
“他们也就希望我们能保驾护航，帮忙办的都是些小事，比如改户口什么给个方便。真要有刑事案件，还是要讲法律原则。”吴齐强调。
看得出，吴齐跟镇上很多老板的关系都很好。有次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正好遇见一个私营企业老板坐在那里聊天。还有一次吴齐请我们吃中午饭，就是一家餐厅老板请的客。“他说是买了些野生的角角鱼，很难得，一定要请。”
9月21日，记者采访了县里最为穷困的木岭镇。派出所所长愁容满面地拿出治安案件统计表，到目前为止，所里才收到690元的罚款和规费。所里惟一的一副手铐的咬齿都已经坏了，就吊在值班室的木头长椅上。木岭镇派出所所长说：“确保不了运转，怎么执法？”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镇名、人名均为化名)
本报驻蓉记者 向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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